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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长城:慈善事业需要立法
2011-07-11 09:14:00

去年,世界顶级富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华设“慈善晚宴”,挑战国人的财富观;今年4月,江 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暴力慈善”被舆论所质疑;最近,上海红十字会被网络爆出万元饭局,网友怀疑红十字会利用公款吃喝……一系列与慈 善有关的人物与事件都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热点,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人们不禁发问:什么才是慈善?中国慈善事业为何如此受伤?

2011年5月19日,《武汉都市圈》记者特邀湖北省政协委员、社会学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周长城,解开人们对慈善事业的种种疑惑。

不要过分关注善款数字

《武汉都市圈》: 4月23日,中国经营报刊登大篇幅报道,质疑陈光标最近几年的慈善存在夸大欺骗行为。一直奉行“高调慈善”的“中国首善”陈光标,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您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周长城:我认为这件事情给人们的教训是,做好慈善不仅要靠个人的慈善意识,也要靠社会群体的监督,其中政府部门的监督、媒体的监督、行业的监督、法制的监督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慈善机构也要提高信息的透明度,让大家对慈善事业有更多的信心。

我们肯定个人的慈善行为,但我认为个人做慈善是不应该被过分宣扬的,现在有太多人拿慈善来说 事。媒体也容易过分关注个人捐赠的善款数,曝光哪一个富豪捐多捐少,容易形成攀比。这其实违背了做慈善的本质。其实做捐赠和你捐多少钱没有多大关系,更重要的是,大家怀有一份做慈善的理念。就像现在谈得很多的幸福感,当你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做慈善事业更多的是出于一种 内心,而现在中国的慈善往往变为捐赠排行榜,甚至是一个名利场。

《武汉都市圈》: 您说的这个现象的确普遍存在。例如,某榜单每年都会将企业家捐的善款数进行排名。

周长城:是的。现在我们的媒体过分关注了企业家捐多少 钱,如果他不捐钱,则说他是“铁公鸡”,如果捐了则还要看捐了多少。我认为这是导向错误。比如说,去年世界顶级富豪盖茨和巴菲特来华设“慈善晚宴”,我认 为,即使有些富豪赴宴没有捐钱,也是应该鼓励的。因为他至少愿意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而我们的媒体往往忽视了慈善事业的本源是什么,只是简单的关注了善款数字。

《武汉都市圈》:国外很多富豪,类似盖茨、巴菲特都提倡“裸捐”,但中国大多数富豪似乎不太愿意投入到慈善事业,这是为什么?

周长城:有人愿意做慈善,就有人不愿意去做,在我们国家 慈善事业还有一个特点,企业捐赠的居多,个人捐赠的少。这与传统观念有关,大家都怕露富,不希望招惹到不必要的“麻烦”。企业家也害怕一旦财富外露,各种 各样的机构都伸手过来。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大部分都保持沉默。除此之外,中国富豪还要担心善款的使用透明度问题,近几年也曝光了一些善款被挪用,这也让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打折扣。

所以,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说中国的富豪不愿意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如果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富豪捐赠款项使用的阳光透明,让富豪愿意捐赠,愿意为这个社会贡献他们的爱心,这也是我们当前应该去努力做的事情。

慈善管理需要人才培养

《武汉都市圈》:据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慈善捐赠占GDP的比例仅为0.01%,而美国的比例为2.2%。为什么慈善捐赠比例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周长城:我认为有三点理由,其一中国慈善机构太少了,并 且宣传力度也不够。美国2009年各类基金会达到75595个,中国只有1800个,美国基金会资产2009年达5834亿美元,支出429亿美元。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1800个慈善机构中,真正被老百姓了解的少之又少。其二,在这些慈善机构中,个人慈善机构更少。相较之下,美国很多富豪都设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不仅自己做慈善,还拉着别人做慈善。其三、我们国家的慈善机构,大多数有行政力量的介入,例如很多慈善机构是挂靠某行政单位,其实这样一种 形式在国际上是不被认可的。而这样也使得个人慈善机构很难得到发展。李连杰的壹基金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他有心做慈善,但是由于体制的限制,他的壹基金举步维艰。

《武汉都市圈》:目前慈善机构存在什么问题?

周长城:慈善组织不善管理是当前十分突出的问题,在过去 缺乏资金的条件下不容易显示出来,但是现在各慈善机构都有较为充实的资金,如何高效地使用资金,开发好慈善项目,已经成为了全国慈善事业的一个挑战。当前,我们很多慈善工作者虽然有很多美好的意愿,但是还缺乏培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政府的慈善公示,还是民间的捐赠公示,民众还是对此表现出了些许不满。

比尔·盖茨曾说花钱比挣钱一点都不轻松。当我们捐赠几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时候,可能 不需要多少复杂的管理事务,但是当资金达到了几十亿、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时候,这就需要相当复杂的管理体制、程序和管理标准。阳光文化基金的杨澜就是看到了这一点,譬如说,她会让公益组织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让管理者有更强的管理能力和做事能力。

《武汉都市圈》:怎样鼓励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更多地参与到慈善活动当中?

周长城:需要提高慈善机构的社会公信力。目前慈善机构的救助和募资,还缺少让老百姓放心的透明度,大多数时候只是简单的刊登在报纸上,没有事先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

《武汉都市圈》:有人发出质疑,如果没有高额遗产税的话美国的“巴菲特们”还会捐钱么?

周长城:设定遗产税主要是调节财富分配,防止贫富差距过 大,征的税最终还是要用到社会公益事业和对贫困群体的扶持救济,对富豪来说与其被动的被征税不如主动高调的做慈善。所以,要治好富豪的“慈善冷漠病”,不 仅需要富豪增强爱心和责任感,更需要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要建立健全的财税政策机制。一是对捐助慈善事业加大免税力度,二是用高额的遗产税、赠与税对资产转移进行限制。与此同时,还要倡导爱心观念和正确的财富观,形成良好的捐赠文化氛围。让捐赠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唤醒富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让“第三次分 配”成为一种自愿选择。

慈善立法还有多远?

《武汉都市圈》:2008年四川地震时,湖北乃至全国人民都掀起了一股捐赠热潮,但灾难总是暂时的,大灾后我们怎样组织和引导这一捐赠热潮?

周长城:那时候的捐赠大多是出于人们对灾区同胞的一种同 情,这与慈善的理念深入人心还是有本质的区别。慈善应该是发于人心的,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本性。一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整体风貌。经济发展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慈善事业也面临着机遇。社会面临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方面人们对于慈善的需求会更大, 另外一方面,慈善事业发挥的作用也会日益凸显。

社会也需要更加完善地捐款机制和管理手段。我认为应该加快慈善立法的脚步,实现慈善募捐道德 和法制上的并轨,形成成熟的慈善文化。慈善立法应该明确捐助者和受捐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约束受捐者使用捐款、捐物的行为,从而可以鼓励更多企业和个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也可以使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慈善一定会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我们需要有制度性的突破,为慈善的规范能够有更 加明确的规定。

《武汉都市圈》:目前慈善立法处于哪一个阶段?

周长城:《慈善法》起草工作于2005年启动,经民政部 起草小组数易其稿2010年,广东为慈善立法起草调研,专家吁赋予捐赠者监督权。建议慈善立法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强制慈善机构公开信息。同时,还要赋予捐赠人监督权,如果出现违规使用善款的情况,捐赠人可以对慈善组织问责,向媒体爆料。很多人正在做慈善立法方面的相关工作。目前全国人大已经将《慈善事业 法》列入二档立法计划,但何时能够出台目前仍不能确定。

周长城简介:

男,1957年9月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硕士、经济学博士。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现任武汉大学社会学副主任(独立建制),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论中心主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会员,美国社会学学会国际会员,国际生活质量研究学会 会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 “985工程”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社会保障研究项目首席负责人。湖北省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武汉市社会学会副会长。

(《武汉都市圈》杂志2011年6月第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