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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育人文社科学术中坚 促进青年学者群体性成长
2011-06-14 14:59:00

人文社会科学“70后”学者学术团队建设专刊

编者按:日前,在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70后”学者学术团队建设启动仪式上,校长顾海良为团队负责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并殷切寄语青年学者。特选登顾海良校长在“70后”学者学术团队建设启动仪式上的讲话以及4位“70后”学者学术团队的代表发言内容如下。

突破“单兵作战” 凝聚团队特色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团队”李佃来发言

武汉大学提出“70后”这一概念本身意义就十分重大。30岁到40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学者的学术成长来说是十分关键的。如果这时的学术方向还没有确定,甚至连研究领域都还没有确定,内心应当是充满焦虑和惶恐——如果是这样就应当好好反思了。在这个意义上,武汉大学“70后”计划的实施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鞭策、一种鼓舞,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应当有信心、有责任勇挑学术大梁。其次,国内目前的学术竞争十分激烈,青年学者的竞争更是激烈——这使我们更清晰的意识到自己的学术责任。我们团队的4名成员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自李达老校长重建哲学系以来,一直都传承着优秀的学术传统。作为后学的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让学术发展的接力棒到了我们这里掉了,那内心一定是万分愧疚的。所以,武汉大学“70后”计划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肩负的学术责任,认识到学术研究不能有一点懈怠。据我所知,其他院校也对青年学者的鼓励措施,但像武汉大学这样的“大手笔”还是没有的,这方面武汉大学是走在前列的。总之,我认为武汉大学“70后”团队建设,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方案,对于青年学者突破“单兵作战”格局,进而形成以团队为核心的研究特色,意义十分重大。

我们团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团队。我们在组建团队、确定研究主题之前,就十分认真地盘点、思考了我们每个人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以及当前学术界的前沿热点问题等。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哲学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问题。我们团队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一定的前期研究基础,最关键的是,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正是我们应当在今后延续、延伸的学术研究方向,所以最终确定了这个主题。

感谢学校给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潜心做学问。我们一定会围绕研究的主题,扎扎实实地推进研究计划,不断探索最前沿的论题和最科学的研究方法,相互学习、相互激励,力争在未来三年左右的时间里,能够做出一些突出的成绩,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形成在国内有特色、有影响力的学术团体。

百花齐放春满园

——“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环境法治团队”秦天宝发言

我们清醒地知道,我们团队发展的目标远大、实现难度也大。但我们深信,在学校的关心下,经过团队成员的不懈努力,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实现这一目标。

我认为70团队计划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为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平台。使我们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开展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活动,对于提升我们的学术能力、竞争力和影响力,意义重大。

第二,实现了从重点发展个体到团队的战略性转变。所谓“一支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学校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特别强调“群体性成长”,这是一种战略性转变。它对于在某一学科领域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强调了从研究课题到研究领域的重大转变。我国当前各类课题、特别是纵向课题的设计和招标,对于申请学者而言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被动性,研究主题不甚集中和统一。学校现在要求团队在研究课题的基础上更加专注于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这就从组织和机制上推动了团队、学科乃至学术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团队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环境法治”为主题,集合来自2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以及2个一级学科、6个2级学科的共9名志同道合的优秀研究人员,打破学科和专业界限,通过对学科的交叉和综合研究,推动学术合作,并逐步实现跨国的学术合作。

在研究方面,本团队将强化本团队在特定领域中的优势,并以此作为树立团队学术地位以及进行国际合作的基础。在教学方面,将在相关专业研究生教学中逐渐融入可持续发展法的内容,尝试培养可持续发展法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为确保团队的顺利运转,本团队将建立以带头人为核心,以成员为学术骨干,以项目为内容,以合同为纽带,以成果为目标的分工协作与整体攻关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同时,团队将实行带头人负责制,由带头人对团队全面负责;实行研究合同制,通过研究合同对团队成员进行协调和管理;实行学术报告会制,团队所有成员定期就各自研究选题举行学术报告会。

本团队希望能够在一个发展周期后,建设成一个“国内领先,亚太一流、国际知名”的团队。即,成为引领中国环境法治研究的核心;进一步跻身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学术团队;尝试创立“可持续发展法”这个新的学科领域;部分领域达到国际世界一流水平;同时成为我国在构建法治国家过程中进行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决策的主要智库之一。

争当学术前沿的弄潮儿

——“古代长江中游社会变迁团队”魏斌发言

如何实现学校设立“70后”学术团队的初衷呢?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一学术发展计划的目的呢?我想通过自己的一点体验说起。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名誉教授谷川道雄先生曾经到学校做过两个月的讲学。他当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武汉学派”——他是针对日本东洋史学界的“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提出这个说法的。后来我发现,日本的东洋史学界对于唐长孺先生所引导的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及其所形成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系列具有影响的成果有着很高的认可度。在他们看来,武汉大学的做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后来我自己体会、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朴实,二是严谨,三是不尚空言。这种风格给日本的东洋史学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对武大的学风具有了一种标签式的认识。

但是近两年在我与海内外的一些同龄学者的接触中,他们虽然不肯明言,但仍然隐约的表达了一种认识:你们固然很朴实、严谨、不尚空言,也具有相当的实力和水平,但似乎也有一些保守,有一些缺乏成为弄潮儿的勇气和志气。我想这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处在祖荫之下,使学者的意志的不够集中。我一直在考虑,我们怎么就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呢?

近年来我主要精力集中在个人的研究上,一直没有机会去实现共同研究、团队合作。正好2009年学校出台了关于“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和冻国栋老师等几位老师商量以后一致认为,我们成立“古代长江中游变迁研究团队”的目的其实不仅仅是做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共同的研究能形成一种新的学术理路。我们要在继承前辈学者朴实学风的同时又融入新的元素,通过我们“70后”这一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使新的“标签”能为中外史学界所认识、认可,并留下深刻的印象。希望外界提到武汉大学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时,不再觉得我们是守旧的,而是形成一种先锋、前沿的认识。当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很长的时间,仅仅靠五年、十年的周期还达不到,希望学校能够多给我们关心和支持,我们有信心,假以时日,定有所成。

承前启后,与同时代同领域学者“赛跑”

——“数字出版背景下的科学交流团队”徐丽芳发言

通过前期的团队筹建、准备答辩等活动,我们感受到了“团队建设”这一科研制度的魅力。在讨论、确定团队研究领域的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对于学科发展方向、我们所确定的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以及一些具体的科学问题我们都有许多共识,这种共鸣常常让我们有“吾道不孤”的兴奋感觉;而当为了一些相左的意见相互辩论之后,我们甚至觉得我们每个人的收获更大!

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注定了“承先启后”的命运。首先,每一代人有这一代人应尽的职责,至少要将分内的事做好。如果没有加洛林王朝的“小复兴”,真正光华灿烂的文艺复兴也许就不会来得那么辉煌。其次,我们要努力跟我们同时代、同领域的人“赛跑”。当前,一些高校中的“传统文科高手”试图保持先发优势;而致力于建设"新文科"的后起之秀则凭借引进先进研究手段、借鉴国外学科发展规律由前沿交叉学科带动主流文科发展。武大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先辈师长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国内高校新一轮的文科建设竞赛中,我们这一代武大人没有理由退缩。

学校的团队建设有一些非常合理的制度上的设计与安排。首先,要求团队有一个研究领域。我们确定了“数字出版背景下的科学交流”这一在图书情报学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同时又具备前沿性的研究领域。其确定对于凝炼学院和团队成员科研方向,实现重点突破,在既定的研究领域提高武大的学术影响力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研究领域的确定使得团队成员有共同的研究课题和目标,为彼此之间相互砥砺、开展更高质量的科学交流和共享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次,团队这种形式的存在有利于结束单兵作战的局面,有利于真正取得“1+1大于2”的团队效应。这次我们团队设计了对国内科学交流现状的大规模实证调研和分析,设计了对国家科学交流体系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构建等任务。我们希望通过团队建设这个契机达成以下目标:第一,提高成员们的研究水平,促进成员们的学术成长,扩大团员们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第二、找到团队研究与当前囯计民生的结合点,以便在国家建设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通过将“研讨会”“读书会”“成果报告会”等团队活动常规化、制度化,为信息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良好的学术氛围的营造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第四,通过举办和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出访和邀请同行学者来访等工作不断加强与国内外学术同行的联系和交流,促进团队的发展和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