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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同三: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从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谈起
2017-10-23 10:41:41

珞珈讲坛第185

时 间:2017年5月26日(周五)下午15:00

地 点:武汉大学新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主讲人:汪同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题 目: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从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谈起

主讲人简介:

汪同三,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原理事长,于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2000年成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汪同三研究员1982年在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获数学学士学位;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5年1月至6月,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海外投资部工作,经济师;1985年7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任研究所所长助理;1996年任研究所副所长,1998-2011年任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经济模型、经济分析与预测。

1986年参加由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教授主持的世界模型联接项目,是中国模型设计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也是中国模型首次参加世界联接,并取得成功。

1987年作为主要参加者承担国家软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并出版《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系列性专著,为《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模型》的主要作者。该系列性专著1989年获社会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孙冶方经济学奖,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专著《宏观经济模型论述》,被评为社科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并获社科院第二届优秀成果特别提名奖。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模型集》,2001年4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年起承担的总理基金课题“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该研究成果每年出版一本年度经济蓝皮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1993、1994连续两年获《经济日报》全国十佳读物奖,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汪同三: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

——从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谈起

汪老师作为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就《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剖析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和面临的问题。汪老师首先从我国历年重大会议出发,对各阶段的重大决议为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和意义进行了梳理,以声情并茂的语言为在场师生展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曲折过程。接着,他指出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2016年工作回顾、2017年工作总体部署、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他主要针对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展开了报告。他讲到2016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十三五’实现了良好开局”,经济发展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态势,同时就业增长超出了预期,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是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7年来最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剧烈、地区和全球性挑战突发多发的外部环境;面对的是国内结构性问题突出、风险隐患显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多重困难;面对的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因素增多的复杂局面”。汪老师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将当前中国经济状况与历史发展情况进行对比,还从全球观阐述了国际关系中中国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发展值得借鉴的经验,观点独到,见解深刻。

主讲人观点: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属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词,但是如果我问,这个词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是因为什么提出来的?大概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战略机遇期,最早是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由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词叫“抓住战略机遇期”。依据我个人的理解,要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讲起。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国家以及全世界都带来了很大的打击。除了中国大陆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外,我们还有一个香港。香港1997年7月1号回归中国,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春天开始,所以香港经济同时也受到很大冲击,楼市也跌,股市也跌。有人要把这盆脏水泼到我们头上,说是中国的管理不利,香港刚刚回归中国经济就跨掉了。因此当时我们除了要解决自身受危机冲击的影响之外,还要帮助香港。我们当时帮助香港采取的政策,就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了规避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风险,各国一般的做法都是让本国货币相对美元贬值,以减少危机对自己的影响。但是香港不能这么做,因为香港的港币是和美元挂钩的。香港之所以它的经济能够繁荣起来,它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就是港币和美元挂钩。所以一直到现在,一个美元换7.8个左右港币,上下波动不会超过两毛钱。香港必须要维持它的和美元挂钩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就是保持了人民币和美元汇价之间很小的波动,实际上是把人民币和港币挂上钩了。以中国大陆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和香港经济绑在一起,就能使得香港经济稍微稳定一点,减少一点损失。

改革必然带来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

我认为至少要考虑以下六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是经济总量的增长。没有经济总量的增长,居民收入不可能提高,更不可能翻番,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和GDP翻番密切相连,和经济总量较快增长密切相连。第二个是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什么都可以算在经济结构里。最简单的所谓经济结构,就是投资和消费结构。现在的问题是投资占GDP的比重相对高,而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对不足。如果能降低投资占GDP的比重,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有利于居民人均收入提高。假如我们能够调整好这个经济结构,在经济总量增长放慢一点的情况下,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都是有可能的。第三个是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7,已经超过了0.4的分界线。西南财经大学根据自己做的家庭金融资产调查的结果,算出来的中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6,那就是相当高了。如果能够对现有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有效调整,制止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甚至缩小这个差距,有利于居民平均收入翻番。第四个是保持宏观调控的稳定性。不仅要保持经济稳定较快的增长,同时还要保持价格水平的基本稳定。如果居民的名义收入增长了3%,但是CPI涨幅是5%,那这3%就白增长了,居民名义收入的提高就被通货膨胀淹没掉了。因此要想真正提高居民收入,一定要做好宏观调控,特别是要保持价格水平的基本稳定。第五个是加快改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靠的就是改革。我们现在还面临很多困难和很多矛盾,要想解决这些困难和矛盾,还是要依靠改革。大家都认为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但是我们认为目前改革的进程太慢了,不能使人满意。现在的改革,比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进行的改革难度更大了。经济学有一个帕累托状态,在某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做了一件事,顶多你得不到好处,但它不会使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损失,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条件,我们推行某项改革,一些人顶多没有沾上光,但是也不会再损失什么。我们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只有那些五保户或者是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是他们也没有损失,而其他所有的农民,只要有劳动力能干活,都能够从家庭联产承包制这项改革中得到好处。由于农业生产发展,农副产品的供给丰富了,城市里原来实行的粮票、肉票、油票等等供给制度也就取消了,所以城里人也因为这项改革享受到了利益。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决定的时候,没有人会因为改革受到利益的损失,所以大家都赞同,至少不反对进行改革。但是,改革三十多年以后,现在中国不存在这样的条件了。如果我们推行某项改革,其总体效益可能是好的,但是它必然会带来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很可能使某些人、某些阶层、某些集团的利益受到损失,激起反对的声音,因此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就大大增加。第六个是要考虑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一般理解提高居民收入都是想到个人工资怎么样提高,或者说政府设定的最低保障线提高了多少。实际上,我们讲的居民收入有两种,一种是经常性的、日常的或者是平时劳动的收入。还有一种是财产性收入,比如说你买的股票、债券,把钱存在银行里拿点利息,这些都是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早在2002年“十六大”上就提出来了。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一条政策落实的不是很好,因此重视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是很重要的。

欧元解体才能根本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第三个方面,我讲一下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潜藏着新的机遇。国际环境对我们有有利的地方,从政治方面讲,当前国际上维护和平、制约战争、反对霸权的力量在进一步壮大,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虽然世界有不安宁因素,局部的战争、局部的冲突接连不断,但是总体来讲当今世界和平还是主旋律。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百万大裁军,主要的判断就是新的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世界环境是以和平为主的,到现在依然还是这个样子。和平的环境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安倍经济学的风险是必然带来通货膨胀

日本现在采取的是货币扩张性的政策,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应该是对的。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关键是它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大国经济中通货紧缩的只有日本一家。通货紧缩状态,对于一般老百姓的短期生活来讲肯定是好的,因为商品在降价,你可以买更多便宜的东西,可以享受更高更好的服务。但是从长期来说,通货紧缩不利于社会长期发展。为什么呢?我们天天要上班干活,辛辛苦苦,首先的目的是人得活着。除此之外我们还不满足,我们还想未来生活的比现在更好一点;要想以后活的比现在活的更好一点,那就一定要比现在有更多的收入;要想以后有更多一点收入,就要以后比现在多一点产出;要想以后比现在多一点产出,那么一定要使未来的生产规模比现在更大,或者未来的生产效率比现在更高。这样你才能够有更多的产出,才能够有更多的收入,才能够活的比现在活的好一点。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你现在就要限制消费,拿出一部分钱去投资。作为一个人他必须具备两种功能,一种是消费功能,一种是投资功能,消费功能是为了你活着,投资功能是为了你以后比现在活的好。马克思的分析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只具备消费功能,他们出卖劳动力换来工资收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培育出下一代也会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投资功能在资本家那,资本家剥削了剩余价值,除了自己挥霍之外还拿出来一部分去投资,扩大再生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劳动者仍然是具备消费功能不具备投资功能。剩下的钱存在银行里也不叫投资,叫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中国人才变成了真正的人,他不仅具备消费功能,而且还具备投资功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民营企业家,自己拿着钱办工厂去了。我们普通民众买个股票买个债券这都是投资,甚至把钱存在银行里也是一种投资。

萧条期真正促使人类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

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也有新的机遇。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势必带来产业革命,这是经济大国必须抓住的机遇。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是周期波动的。周期波动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繁荣,第二个阶段是衰退,第三个阶段是萧条,第四个阶段是复苏。繁荣就是形势一片大好,往哪投资都赚钱,想工作就有工作,而且工资还老涨。但是繁荣没准哪个环节就出了问题,拉动经济进入衰退。衰退到底就是萧条,于是大家开始苦苦挣扎,就有人跳楼有人上吊了。萧条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人主动率先进行资产重组、设备更新和研究技术进步,带动整个经济进入复苏阶段。复苏到顶就是下一次繁荣。经济周期波动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这四个阶段中,对于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进步更重要的阶段不是繁荣,而是萧条。因为只有在萧条阶段,如果你不去变革就只有上吊跳楼,只有主动变革或者运气好人,主动进行资产重组、设备更新、技术进步,才能率先好起来。因此我们讲,最重要的阶段是萧条阶段,要能把萧条阶段带来的压力转化为进步。萧条阶段要做的事情,就是进行科技革命进而带来产业革命,把危机的坏事变成好事。我们是有后发优势的,更应该掌握好这样的机会促进我们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