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动态

Science Events

社科动态

首 页 > 正文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袁银传 杨兴圆:马克思劳动人本思想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超越

2022-05-02 17:06

对资本及其逻辑的批判是马克思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看,马克思学说的总问题和核心就是对资本统治及其与劳动关系的逻辑的批判性反思与对理想社会的建构。发掘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也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的一项基础议题。人们通常视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演为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主要依据,由此确认这种批判的科学性。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首先是革命家,以变革世界而非仅解释世界为宗旨,进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最终实现以无产阶级解放为核心的人类解放,这是贯穿他毕生理论求索和革命实践的红线。可见,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又潜含一种价值诉求,具体体现为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而反对以物为本,由此探寻对资本逻辑的超越路径。

以劳动为本澄清资本积极效应

所谓资本逻辑,是指资本运动变化所依循的内在规律及其必然趋势,它贯穿于资本运演全过程,以一系列中间环节体现自身。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无休止地、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增殖就是资本的逻辑。对资本逻辑的探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资本及其所主导的一切现象和事物的剖析,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和内在发展规律的深度揭示。

对于资本逻辑及其展开,马克思拒绝做形而上学的简单评判。相反,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全面把握事物本质各层面以科学预测其历史命运,是他一贯坚持的方法,所以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事实上内含对资本积极效应的揭示和肯定。正是在这方面的评述中,体现出马克思以劳动为尺度审视社会历史进程、探索人类解放路径的理论视野,这即可视为劳动人本思想的核心内涵,而其根本又源于历史唯物主义从劳动发展史中寻索解开历史之谜锁钥的方法论。据此我们就能明确,马克思之所以重视对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考察,关键在于资本对劳动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进而促进了人的自我完善,为人的解放创设了必要前提。

依照唯物史观对物质生产活动或劳动在社会生活中核心地位的揭示,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资本的历史意义,即不断推动生产技术的革新,塑造了以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结合为根本特征的全新生产方式,把人类生产能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前资本主义时期,以使用价值为目标的自给自足式小生产是物质生产的主导形式。人对使用价值需求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只能长期在低水平处徘徊。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资本开始主导生产全过程,以价值增殖为目标的商品生产取代了封闭自足的小生产。作为标示体力和脑力耗费的价值,则以物化为有形商品的方式表征自身。这意味着要获取尽可能多的价值,就要尽可能扩大商品生产规模,提高劳动效率。而以地理大发现为前提的世界历史的展开,为商品贸易提供了异常广阔的世界市场。生产和需求的互动就此催生了旨在提升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变革,一段由资本主导的宏大的劳动进化史由此开启: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进入人的实践领域并转化为丰富的劳动资料,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加速融合使全新的劳动工具得以诞生,甚至劳动者本身也随着科技进步而收获了新的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从延续千年的家庭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不断经历着足以载入史册的重大变革,劳动与资本的结合使人类劳动能力获得足以震撼人类自身的飞跃。马克思由此做出了那个广为引证的著名论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资本扩张还催生了世界市场,开启了民族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使人们建立了全球性的社会联系,彻底告别了狭小区域内闭关自守的生存样态。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正是发轫于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推销产品和攫取原料的经济行为。理性主义和逐利心理鼓舞着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向其所能触及的一切空间伸展贸易的触角。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开发,建立联系。资产阶级凭借先进生产技术和廉价商品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消费彼此交融,动摇了古老民族的工业基础,将它们卷入世界市场的洪流。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现代工业的原料来源也跃出一国,消费同样以世界性为特征,区域间的全面交往使任何自给自足的企图愈益丧失可能。世界化的生产与普遍社会交往不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作为世界历史条件下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它同样贯穿在精神领域。前资本主义时代,地理阻隔几乎是文化交流无法逾越的鸿沟,有限的区域交流远不足以形成全面的文化融合。这一局面只是依托于世界市场中的社会交往才被彻底打破。所以马克思说,在世界历史时代,民族的片面性将逐渐瓦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作为人类共有的财富而存在,并最终汇聚成一种新的“世界文学”。可见,区域史转向世界史,将极大推进民族文化之间的全面交流,使地方性的文化愈益带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这一过程反过来又构成世界历史存在之必要条件。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宣告的不仅是自然经济体系走向尽头,更表明封建时代盘踞在人头脑中的种种精神枷锁被打碎。在马克思看来,变动不居正是资产阶级的生存方式,以不断变革生产工具为起点,进而赋予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全部社会关系以新的形式,是资产阶级必然依循的发展路径。依照唯物史观,生产关系总会通过局部调整或彻底变革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封建时代末期,生产力受资本推动进入新阶段,封建所有制关系进而全部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转为桎梏。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的直接结果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这种革命的实质,就是要彻底变革生产关系从而全部社会关系,建立以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为根本资源配置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为资本全面发展扫除障碍。

而要实现这一彻底的社会变革,又必然需要在精神领域同时展开一场相同性质的革新,达成人的精神世界的重塑。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根源于土地占有状况而形成的等级关系被推翻,各类宗法观念和人身依附观念也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以物质利益关系和金钱为纽带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主体意识,以及相应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个性等新观念。同时瓦解的还有宗教蒙昧的精神枷锁。在欧洲历史上,传统的宗教神学长期充当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制度化的天主教会本身作为最顽固的封建领主,直接对社会生活几乎所有方面做出只能为宗教权威认可的硬性规制,这在阻碍科技进步的同时,也极大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展开。由此,一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沿袭文艺复兴高扬人性的思路,进一步批判宗教神学的蒙昧主义,解构宗教的神圣化,冲破教会的精神控制,在理性至上的口号下,全面开启了精神的祛魅和启蒙进程。而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人只有自觉到并努力摆脱这一不成熟状态,才能真正地全面探索自然并积极地改造世界,在实践中不断寻求和创建现世的幸福,而这正是资本成长必不可少的精神要素。

总之,资产阶级按其意愿革新封建体系全部要素的过程中,客观上确立了现代社会的若干原则,形塑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现代化的展开具有高度关联性,因而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内在逻辑的论述,也是对现代化普遍本质的揭示。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规则或特征。物质层面,现代化主要体现为以工业化为载体、以科技进步为支撑的人类劳动能力的跃升,以及劳动成果即物质财富或经济的持续增长。制度层面,现代化又主要呈现为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立。观念层面,现代化则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意识的确立。这些规则或特征形成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人类现代化进程之中,并首先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般特征而存在。它们既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又是现代化得以延续的基本前提。更重要的是,它们从根本上构成了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人的最终解放奠定了基石。所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一般的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而是在继承资本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综上所述,马克思基于能否推进劳动,进而是否有助于人的发展来评判资本,进而澄清了资本的积极效应,这呈现的就是以劳动为尺度审视历史的致思逻辑。

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批判资本逻辑

从资本关系对生产力的助推作用出发揭示资本全部历史意义,只是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一个环节;揭露和批判资本对劳动的宰制,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自然的深度对立,在马克思看来更具实质意义。这一批判同样围绕劳动这个实践最基本层面展开,体现了马克思以劳动为标准审视历史、判断人类发展的理路,它是劳动人本思想核心要义的再现。尽管此处侧重于从否定方面对资本展开剖析,但仍可视为劳动人本思想的必然延续。而尤为需要注意的是,也正是在此批判环节,马克思又明确表达了以劳动者为本、反对以物和资本为本的见解,从而为劳动人本思想注入了鲜明的价值诉求。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这表明,资本唯一的本能就是无止境地使自身增殖,让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附加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正是资本增殖的真正来源。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并实现自我增殖,又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的。劳动力沦为商品,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结果,更与资本经由原始积累而诞生的过程高度一致。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要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必须将劳动力让渡给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并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生产出劳动力的价值。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处于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的监督之下,劳动结果即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劳动产品为资本家全部占有,并经流通过程转化为货币,即实现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以完成资本积累。增殖了的货币或资本会返回流通领域购入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启动再生产的环节。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具有人类学的一般意义,包括人类生产的共有特征;更关键的在于,这种生产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特殊生产,全部生产的主轴和目标是资本增殖。作为生产结果的,不仅是以物的形态存在的劳动产品,还有劳动者对资本家的从属关系。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既是物质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为劳动者铺就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因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仅劳动力沦为资本增殖的要素,劳动者从属于资本家,劳动的全部要素也发生了相对于劳动者而言的异化。首先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对立。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规模同他所能获得消费品数量成反比,他本身的价值与他创造的价值亦呈反比。因为劳动者始终被限定在了作为资本增殖元素的物的地位上,资本的增殖以劳动者的劳动力的消耗为基础,资本之所得即为劳动力之所失,二者间是零和博弈的对立关系。

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异化,无外是劳动过程与劳动者异化的直接结果。以资本增殖为最高目标的设定,意味着劳动一开始就被打上强制的烙印。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更须绝对服从资本主导的高度结构化的生产体系,在体系的某处固定自身,化为分工环节的一个定点。分工是生产进步的结果和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但客观上也阻碍了劳动者在劳动中实现全面发展的可能。总之,在资本统治下,劳动作为外部强制活动,隐去了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真正的属人性,而至多只能呈现作为谋生手段的意义。相反,在满足自然欲求的动物式活动中,劳动者却能够感受到自由自觉。马克思以讽刺的口吻直斥这种颠倒是“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如果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异化,反映的是劳动者与物的关系即“物的异化”,那么,劳动过程与劳动者异化,反映的就是劳动者与自己活动的关系即“自我异化”,工人自身的体力和智力也即生命,倒置为不再归属于他,并与他相对立的存在,劳动不再与人同一而是日渐异化与疏离。至此不难发现,马克思的上述批判,其逻辑起点正是劳动受资本统治而出现的非人化蜕变,其价值指向是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一种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的劳动人本视野呼之欲出。

实际上,马克思并不限于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置于劳动人本思想下加以检视,其批判锋芒还直指资本向人的精神劳动的渗透。通过批判政治解放的片面性,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平等范畴的阶级属性及其对资本剥削劳动的遮蔽。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指出所谓政治解放实质是资产阶级解放,它至多只构成人类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政治解放主要满足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其结果之一就是诉诸国家权力确认了资本统治劳动的合法性。政治解放在精神领域用平等、自由等新观念破除了封建等级思想的禁锢,客观上推动了历史进步。但政治解放没有也不可能消灭私有财产以及由其决定的利己主义观念,反而把自由寻求个人私利上升为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并以制度的形式加以认可,这实际上就为资本追逐劳动力商品,占有剩余劳动获得增殖,营造了思想氛围。

具体而言,政治解放中形成的所谓自由范畴,不仅指政治领域的一项权利,还意味着无产者把劳动力变作商品加以出卖的自由,从而资本占有剩余价值以实现增殖的自由。同理,这里的平等范畴也非仅仅指政治领域内的人格平等,它同时指向流通领域内无产者依照等价交换原则出卖劳动力时与资产者的人格平等。从表面上看,劳动者似乎也是政治解放的受益人,他们在与资产者的交往中同样享有自由平等,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一切仅限在流通领域出卖劳动力之时。一旦无产者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际地化为资本增殖的元素,这些形式上的自由平等顷刻荡然无存。马克思非常形象地评述到,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但一离开这个领域,“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其实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任何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无外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思想形态。尽管不可否认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范畴的进步意义,但一定不能忽视它们对资本统治劳动、资产者剥削劳动者之事实的遮蔽。甚至可以说,这种遮蔽恰是资本操纵精神生产所想达到的效果。

而资本本身也在从事另一种更为隐蔽的精神生产,那就是塑造一个全新的世俗的“物神”和以之为中心的“拜物教”。资本无限扩张和持续增殖的运演逻辑,决定了它将在其可触及的几乎所有社会领域建立绝对的统治欲,其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促使人们以商品或物为唯一尺度来衡量他们的一切活动甚至自身的价值,以此在人们头脑中植入一个关于商品、货币以及资本可以无所不能的新的神话。

资本打破了以土地占有和人身依附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消除了制度化的宗教的束缚,同时建立了以商品交换为轴心的新型经济关系和社会联系。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联系的中介由商品或货币来充当,商品占据了普遍化的统治地位,并对所有生活形式发挥决定性影响。这意味着,原本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活动的产物必须抽象掉自身的丰富性和特殊性,转化为同质的无差别的交换价值即商品时,才能交换,交换也只有符合等价交换原则才能进行,如此人们才能确立自己与他人的社会联系。这无形中赋予了商品如同宗教的神的特质,它似乎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属性,人却臣服于其脚下,最终形成马克思指认的“商品拜物教”。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并不用于劳动者自己消费,而是用于它的实际所有者即资本家实现价值增殖。由此,人的活动及其价值不是直接表现自身,而须通过使资本增殖这一曲折的方式间接呈现,从商品拜物教必然引出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这一系列的拜物教,正是资本意图支配精神生产,生产符合增殖需要的精神产品的表征。

以劳动解放超越资本逻辑

马克思对资本及其逻辑的洞悉启示我们,资本逻辑背后实质是以物为本的逻辑。资本占有劳动的本性和肆意扩张的逻辑,潜藏着颠倒人与物的主客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目标与实现手段的内在趋势,进而几乎不可遏止地消解人的主体地位,将人的利益和福祉从自身的历史进程中剔除出去。基于对这一后果的深刻省思,马克思继续从以劳动透视历史和审视人的发展的思路出发,形成了经由劳动和劳动者解放实现人类解放,进而彻底超越资本逻辑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的提出,不仅使劳动人本思想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批判资本逻辑的现实指向性更加明确,而且更清晰彰显了这一思想鲜明的共产主义意蕴。

马克思劳动人本思想,一方面强调以劳动而非资本去透视社会历史及人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更认为要以劳动者为本,经由劳动解放超越资本对劳动者以及全体人类的宰制。这一内涵也反映了劳动人本思想两个内在关联的基本维度,一是科学之基,即依据唯物史观对物质生产活动基础地位的揭示,以劳动发展史为中介透视人及其发展的全过程,把历史理解为以劳动解放为基础的人的解放史;二是价值之维,即依据劳动对于人及其历史的决定作用,强调劳动者的历史创造者地位,并以广大劳动者是否真正享有其劳动成果作为评判社会发展水平的核心尺度。其中,科学之维是价值之维的基础,使价值之维超越了纯粹的道义评价,避免重蹈历史上各类抽象人道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覆辙;价值之维是科学之维的引领,既表达了马克思为劳动者利益服务的鲜明价值立场,否定了一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试图使研究完全保持价值中立的幻想,更为科学之维注入了深厚的人本关切。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昭示欲打破资本逻辑下人从属于物的超越之意,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始终以现实的人类劳动为支点透视历史,科学揭示劳动和资本的真实关联,由此论证劳动者的历史主体地位。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实际进程看,他首先主要是在哲学层面发掘出劳动对历史的决定作用,明确将历史的发源地归结为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从而在世界观高度对历史唯心主义予以批驳。马克思在反对当时盛行于德国哲学界的历史唯心主义时就指出,历史考察的起点不应是主观的臆想和教条,而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观点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考察人的历史应当从人出发,将人的历史还给人本身,而不是把历史看做外在于人或与人相对立的异己的存在。再者,作为考察历史起点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因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一视角转换已显露以人的活动解读历史的人本主义萌芽。

马克思进而从人的活动中洞察到了劳动的核心地位,揭示了劳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也为以劳动为本剖析资本明确了方向。他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清楚指认了劳动的地位,他说“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劳动对历史的奠基作用在此得到了马克思的清晰指认,这与《神圣家族》中他将历史的发源地归为粗糙的尘世劳动的观点相一致。由此看来,马克思劳动人本视野下的历史,是以劳动作为历史主动力的历史。劳动发展史是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线索,劳动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内在一致。事实上,恩格斯晚年在总结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发现时,特别指出这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

不过马克思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此,因为实际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也曾探讨劳动的重大作用,他们围绕物质财富生产这一核心议题还展开过诸多有价值的研究,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又常常把历史的动力归结为资本。之所以出现这一反差,马克思认为,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劳动过程的把握存在一个前提性误区,集中表现为把资本视为劳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物质要素,而没有真正把握资本作为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实质。由此我们就能看到,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既然历史的创造离不开劳动,那么资本出现就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永恒性,甚至在资本主义时代它就已经存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占据主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作用日益显现,这一观点愈发得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同。由此在社会历史领域,资本就被合乎逻辑地认为是历史的起点及其发展的主动力,历史从而是一部资本的发展史,并以资本主义时代作为自身的完成形态。在这一语境下,劳动作为历史真正的发源地,从而劳动者的历史主体地位都不可能获得完整呈现,反过来,资本的永恒性,从而资本支配劳动以及人为物驭的现实,却得到了看似合理的论证。

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是资本主义时代一个最大的幻象,即劳动与资本关系的颠倒,进而是物对人的异化。而要揭穿幻象呈现原像,关键是要清除仅仅从物的范畴指认资本的谬误,还原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本来面貌,揭示它的历史性而非永恒性。这正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揭露其形而上学误区的一个重要理论意图。

所以马克思一再强调,资本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正如“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而这种关系的来源正是现实的劳动过程。早在分析异化劳动时,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异化劳动不仅生产劳动对象和劳动活动对劳动者的异己关系,还生产着他人对劳动者的劳动及其劳动产品,以及劳动者的关系,而这个他人却站在劳动之外,同劳动相疏远。实际上,“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显然,他是将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资本指认为劳动的产物。总之,“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研究,马克思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入,但依然延续着从劳动透视资本的思路。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形象地指出,作为一种死劳动的资本,它的生命正来源于不断吮吸活劳动,即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吸收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对于资本积累,他同样认为其实质是资本将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结果。这里所揭示的依然是劳动对于资本的本源意义。至于劳动如何生产出了资本,劳动者如何在劳动中同时生产出对资本的奴役关系,马克思则基于一种历史性的视野提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由此可以认为,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并服从于资本,只是人类劳动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结果。作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总和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只是社会发展总进程的一个历史性环节,它不是随着人类脱离动物界就天然存在的社会形态。

而作为劳动主体的正是亿万劳动群众,因此揭示劳动作为历史进程核心的真实地位,就必然合乎逻辑地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主体,这也是马克思揭示劳动与资本真实关联的更深层意图。可见,劳动人本思想首先是对资本主宰历史这一历史假象的根本否定,进一步又是对以少数有产者利益为本的狭隘人本主义的超越。

第二,从劳动出发,考察进行劳动的社会条件,揭示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批判将逐利性视为人不变本质的形而上学。以资本作为历史的原点透视人,人就只能是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的原子式的个人。众所周知,市民社会是随资产阶级壮大,特别是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在封建体系之外形成的独立领域。这一起源表明,市民社会实质是个人追逐私利的领域,这里通行的是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准则的资本逻辑。而一旦将这一特定社会形态凝固化,就必然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是追逐私利的市民,他们天生是信奉工具理性的经济人,或得出人性本恶或人性自私等结论。但若回归劳动这个历史的真正起点,并以劳动的历史性变化检视社会发展的真实逻辑,很快就能看到市民社会不过是人类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的一个特殊社会发展阶段,因而市民社会中人的本质就同市民社会本身一样,都是历史性的存在。这正是马克思考察人本质的卓越之处,即从作为人特有的生命活动——劳动中发掘人的本质,而依照这一基本视角,人的本质的另一特征——社会性又同样被马克思成功揭示。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将生命活动的性质视为一个种的类特性,并提出人的类特性就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显露从人的活动来认识人的本质的唯物主义萌芽。此外,他还将工业的历史以及借助工业生成的对象性存在与人的本质相关联,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劳动与人的同一性。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直接提出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的现实性的本质的著名命题。马克思在此以指认人的社会性的方式极大深化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尽管社会关系与劳动的关联尚未明确论及。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劳动透视人的本质的思路有了再次呈现,马克思说道,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则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真正来源做了具体直接的阐发,他认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这清楚表明,作为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正是来自于人自己的劳动过程,马克思因而也将从劳动和从社会关系解读人的本质的两个思路顺乎逻辑地统一起来。这告诉我们,对于人的本质的正确把握,必须以对劳动的科学分析为前提。劳动本身的任何变化,是人们之间生产关系,进而全部社会关系变化的起点,最终将使人的本质获得新的内涵。总之,人的本质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应当视为一个先验永恒的定在。劳动这一全然可以用经验感知的现实过程,及其促成的人们交往的变化,才是使人的本质获得不同内涵的根本依据。脱离对劳动的历史性考察而对人的本质的任何论断,难免会不同程度为人的活动的某些暂时性特征所左右,进而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固化为一成不变的“人”,将处在这一条件下的人的特质放大为人的本质的全体。基于此,也有理由认为,在依赖物而独立的历史阶段,根据人的活动受资本逻辑支配并处处遵循这一逻辑,就断言人天性自私,这要么是对资本逻辑的另一种辩护,要么就是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形而上学。

第三,以劳动解放为起点,论证劳动必须摆脱资本宰制,成为人发展全部能力和自我实现的生命活动,唯此人才能从原子式的逐利的个人升华为“社会化的人类”,超越“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迈向真正的“人类社会”,最终获得解放,劳动过程中的资本逻辑就此不复存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母题和全部理论探索的核心与落脚点。无论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一般揭示,还是依照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剖析,马克思无一不是为了最终论证人类解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人类解放又可理解为人本身的解放,其立足点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劳动解放。因为人的解放的实质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种发展必须体现在人的现实活动中。而在人类活动全部序列中,劳动又位居最基本层面构成人的生命活动,所以人的解放必须要以劳动解放为基石,使劳动真正成为劳动者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活动,而非满足资本增殖的一个同物一样的要素,或者纯粹维持生存之需的手段。

现实中,劳动受制于资本,劳动者的劳动沦为服从资本增殖需要的雇佣劳动,“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由此,雇佣劳动就带有明显的异化特征,并且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异化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中达到的是一种极端程度。例如,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对劳动者的支配尤为典型地体现了人和物主客关系的倒转。因为在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的雇佣工人,与其说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劳动者,倒不如说是一个被物化了的生产元素,一个庞大生产线上的细小一环。而伴随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必然过渡,马克思又敏锐察觉到雇佣劳动异化属性的进一步增强。他指出,工人往往被分配到各种专门化的机器上从事劳动,而要从事这种劳动,劳动者必须从小接受训练以适应机器的运转,即是说“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尽管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也能发展一些新的能力,但只要劳动对于资本的从属地位没有根本改变,分工的外在性和固定性始终存在,劳动者能力的发展就很难不是片面的。而促使分工带有这一属性的根源正在于私有制,因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所以,劳动解放即向自觉的创造性的生命活动的升华,最终就可归结为如何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本问题。

对此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即“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或者说就是要“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根据上文提到的,马克思对分工和所有制同一性的指认,还可以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分工的瓦解,因而一个新的生产组织就将诞生。“在这样的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消灭,从而劳动目标重置为为了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而不再是为了少部分人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来无偿夺得他人的剩余劳动,那么劳动产品和劳动对劳动者的异己关系也将随之终结,劳动和劳动者就此解放,资本逻辑也就从生产关系的领域被清除出去。不仅如此,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劳动中,人们可以在不打破自然承受力的界限和最无愧于本性的条件下合理重塑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而不是为了资本的增殖以征服者的姿态掠夺自然。这意味着,资本逻辑也将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失去存在的实际基础和意乂。

总之,马克思劳动人本思想的上述内涵,特别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劳动解放为起点,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方案,鲜明传递出以劳动者利益引领社会发展的崇高旨趣,有力彰显了意在超越资本逻辑、实现人类解放的高远追求。

(作者单位:袁银传,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兴圆,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22年第1期)

联系我们

地址:湖北武汉市珞珈山武汉大学湖滨人文社科楼二楼

电话:027-87882011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21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