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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陈伟:自觉推进简牍文献整理工作

2022-07-01 09: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1日第2439期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就全面深入推进古籍事业作出战略部署。出土简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重要内涵,理应得到高度重视,全力推进。

简牍文献是中华古籍早期形态

古籍是古代图书的简称。我国古籍生成的年代下限大致卡在民国之初,形式主要是纸质的刊本和写本。不过,古籍形成的时间上限和早期形态,目前还不够明朗。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指出,我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用竹片或木板做的。用竹做的叫作“简策”,用木做的叫作“版牍”。钱存训在金陵大学就学期间(1927—1932)曾选修刘国钧的“中国书史”课。他在1962年以英文出版、后来用中日文等修订再版的《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一书中,与刘国钧观点略同。李零进而将早期的书分为三种:作为文字的“书”(包括铭刻等)、作为档案的“书”(文书)、作为典籍的“书”(古书)。第三种“书”和第二种“书”关系很密切。第三种书可能与早期文献中的“史官文化”,与史官典守的各类文书关系更大。比如,战国时期年代最早的古书,如《诗》《书》《易》,就是直接选自古代的记府、乐府,来源是文书档案(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版)。

简牍包含比较复杂的名目。大致比较细长的竹木薄片为简,相对宽厚的竹木板为牍。由于材料容易获取,制作、书写简便,可以用绳线编连成册,从而承载长篇文献,还可通过刻齿、剖符、封缄附加防伪、保密等机能。因而,在纸张通行之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由于“册”字形似简册,学者多相信商代已使用简牍。《诗经·出车》咏叹远征的军人“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崔杼之乱时,“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可看作西周、春秋时使用竹简的可靠记载。目前发现的最早实物是战国中晚期的楚简,其后的秦汉魏晋简牍均有大量出土。西汉纸已有多次发现,居延、敦煌、放马滩等地所见还带有文字或地图,明显用于书写。东汉蔡伦的故事,意味着造纸术的重大改进(潘吉星:《中国造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初学记》卷21“纸七”录《桓玄伪事》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说明,在东晋末年纸张成为官定书写载体之前,简牍还在大量应用。

简牍文献大致分文书与典籍两类,分别对应于李零所说的第二种书、第三种书。就撰作意图和当时的流转情形而言,二者确实颇有不同。前者如《论衡·别通》所云是“以文书御天下”,往往是在特定的范围或路径移送阅处,时效有限。后者属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说“三不朽”中的“立言”,孔颖达疏说是“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追求跨时空传播。值得注意的是,文书如果流传到后世,则会褪去其即时、实用的色彩,转化成历史资料和文化资源,从而蜕变为典籍。除上述李零所举之外,这方面的事例还有不少。《隋书·经籍志》史部刑法类将历代律令“见存可观者,编为刑法篇”。杜佑《通典》纂录前朝史志和当代文书档案,成就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出土的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简牍文书,是记录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珍稀文献,当然应与思想文化典籍一样,纳入当今古籍的范畴。

简牍文献拥有独特价值

战国秦汉时期处于我国历史嬗变的重大节点。依托畿服制“协和万邦”的商周王朝,经春秋争战、战国兼并,走向实行郡县制的秦汉统一帝国。学在官府的局面被突破,私学勃兴,著述蜂起。其时创造的典章制度和经籍文化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简牍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原始记录和直接遗存,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比拟的特别价值。

传世典籍在流传中容易受到人为的损坏。隋人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就将秦火、王莽之乱、汉末、永嘉南渡、周师入郢称作古代图书的“五厄”。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补充说:“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兵燹之外,人们的偏好和筛选也造成图书的严重衰耗。而古人有意、无意埋在地下的简牍,在适当条件下得以长期保存,有机会让许多文献失而复得。郭店楚简中的十多篇儒家著作,撰于孔子向孟子过渡的时期,大多未见传世(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在唐代以前即已亡佚。《隋书·经籍志》称“《汉律》久亡”,而在张家山汉简、孔家坡汉简和胡家草场汉简中,均有成体系的律典。岳麓秦简《数》、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和睡虎地汉简《算术》,均早于传世的《九章算术》。胡家草场汉简《历》与《日至》配合,构成从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开始的百年历,居汉武帝时期制订的《太初历》之先。由于简牍还在陆续出土,可以期待,战国、秦汉、魏晋时期存在过的文献种类和内容,大多可能在经过一两千年的潜藏之后再见天日,从而抵消这些文献在传世过程中的损耗,再现当年的典籍辉煌。

文献在世间流传时,除耗减之外,也可能发生失真的问题,有时可以凭借简牍勘正。《礼记·檀弓下》记子游说:“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其中“舞斯愠”有不同传本,都难以讲通(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郭店简《性自命出》第34、35号写道:“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抚,抚斯踊。踊,愠之终也。”两相比勘,可知《礼记》传世本此处有多处脱文,尤其是将“喜”的终极体现“舞”直接与悲的初始形态“愠”衔接,导致逻辑严重混乱。

早前,因为出土数量不足,且大多支离破碎,简牍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一般只说是证史、补史,处于辅助、补充的地位。现在由于资料的积累,尤其是有像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睡虎地汉简、胡家草场汉简那样数量多、保存也比较好的大宗材料出土,通过适当整理和互勘合校,简牍文献已经在边防制度、文书制度、律令体系、择吉和丧葬习俗等研究领域成为主要的史料依据,在有些专题讨论中甚至是唯一的资料来源。

简牍整理具有自身规律

与一般纸本古籍相比,简牍文献的整理具有自身的特征或规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简牍图像的获取、刊布极其重要。传世典籍的整理通常是以已刊本作为工作的起点。简牍整理则把尽可能获取最清晰图像并予以刊布作为基本任务。这是因为简牍文献属于特殊形态的写本,除释文在文字层面准确与否以外,版式、留白、标识等特定表达也难以用文字一一转述。简牍上字迹或欠清晰,同时采用常规照片与红外影像几乎成为目前的标准配置。近年发现背面划痕可能与编连关联,背面即使未经书写,也往往拍照、刊载。

第二,文本整理的环节更多、难度更大。传世典籍的整理,主要是校勘、标点和注释。简牍文献出自古人手笔,卷册中的编绳大都朽败无存,有的简牍破碎严重,需要先通过文字辨识、简牍碎片缀合、简牍个体在卷册中的次序重建,将文本恢复到书写当初的面貌,然后才能进入纸本古籍整理的类似流程。

第三,工作过程曲折复杂。传世典籍虽然已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整理和研究,不免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简牍文献出土未久,文字、文本又往往充满疑义,更不可能通过一两次整理就达成文本复原的目标。需要在初始整理之后,再经过多次推敲修订,才能逐渐臻于完备,达至善本。

第四,时间要求更为紧迫。简牍出土后,容易变形、糟朽,是天然的“濒危古籍”,需要及时处理。已出土简牍未能整理妥当,新的资料又在不断涌现,业界整体的工作压力有增无减。

有鉴于此,简牍工作者需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和担当精神,自觉、主动地投入整理和再整理。整理成果的刊布,可以只收图版和单纯释文,而不把释文标点和注释作为必备因素。在整理任务特别繁重时,只发表图录也可以作为一种选择。高校等单位的研究机构与简牍收藏部门合作推动整理,应持续得到鼓励、支持。简牍资源的调查、统计,大宗简牍材料的协同攻关,以及简牍文献数字化等工作,涉及面宽,有赖文物主管部门更有力地关注、推动。在《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指引下,相关方面各自努力并沟通协作,相信能够把陆续出土的简牍及时整理并刊布出来,做好这些珍贵文献保护、利用的基础性工作。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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