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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於可训:回到文本 面向读者——关于当下文学批评的几点看法
2021-06-10 10:29:12
於可训《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09日 16版)

【如何让文学评论更有力量】

编者按

文学评论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质量鉴别、价值探究和意义阐发的创造性活动,是引导文学创作、提高艺术审美、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当代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文学事业发展进程,深耕文学现场,就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进行了及时的关注。同时也存在诸如表扬有余、批评不足,套用西方理论术语进行“强制阐释”,文风不够清新自然等问题,影响了文学评论的有效性与科学性。为了促进文学评论的健康发展,今日起本版开设“如何让文学评论更有力量”栏目,邀请专家学者集中梳理文学评论面临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提高战斗力和说服力。

最近一个时期,大家对文学批评颇多非议。不满意的问题,有多个方面,最突出的是商业化的广告批评、庸俗化的人情批评。这些问题不仅见之于各式各样的新书炒作和应景式的作品研讨,包括为人们所诟病的“红包批评”等,败坏了文学批评的风气,污染了文学创造的环境。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假文学批评之名进行的所谓文学批评活动,背离了文学文本,疏远了文学读者,把本来应该在作品和读者之间架设桥梁,成为文学与社会的中介物的文学批评,变成某些批评家叫卖式的吆喝,或某些批评家小圈子沙龙式的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

义在文先、文为义证、义不及文:小心文学评论掉入意义模式的陷阱

文学批评要从文学文本出发,这本来是个常识问题。被今天的学者视作文学批评基本原则的“知人论世”,在孟子那里,就是从“诵其诗,读其书”,也就是从文本阅读开始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来就重视对文本的精研细读,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主要样式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都是如此。朱熹甚至对一首诗的阅读,进行了技术上的要求,说先要将诗吟咏四五十遍了,方可看注,然后再吟咏三四十遍,“使意思自然融液浃洽,方有见处”。

西方文学批评,也不例外。尤其是20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派,更是以文本的“细读”为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如恩格斯,在文学批评活动中,也十分重视对文本的阅读,他在对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表达评论意见之前,把这部作品读了四遍。在读完一两遍之后,为了验证最初的阅读感受,使自己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还有意识地把作品往后“放一放”,直到读完三四遍之后,印象依旧,才告知自己的批评意见。这样做,不仅是对作家作品的尊重,也是严肃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应取的态度。

现代阐释学兴起之后,对文学作品的阐释,由追寻作者的本意,到强调批评家的再创造,对文学作品的精细阅读,便退居次要地位。英美新批评派在主张“细读”的同时,也批评追寻创作意图的“意图谬误”和相信阅读感受的“感受谬误”,把“细读”变成一个远离创作意图和阅读感受的纯粹客观的技术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当代文学批评受现代阐释学,包括与之相关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影响,在强调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的同时,也逐渐偏离了由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维路线,片面强调阐释学所重视的主观“成见”或“前理解”“先结构”的作用,不是把阐释的再创造建立在历史、文化积淀和个体经验感受的基础上,而是以某种普遍流行或个人偏好的理论作为一种意义模式,介入文学作品的阐释。

结果在批评实践中,便出现了如下几种情况:一是“义在文先”,即文学作品的意义是根据某种流行或偏好的理论预先设定的,而不是从作品具体形象的艺术描写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二是“文为义证”,即不是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审美观照的对象,而是把文学作品看作是某种流行或偏好的理论的实证材料。三是“义不及文”,即对文学作品的意义阐释不深入涉及文学作品的艺术分析,只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话头”,就文学作品的题材所指,大谈相关领域的社会生活问题,把文学批评变成生活观察和社会学论文。抑或由文学作品的某些细节引发的联想,大谈某种流行的或偏好的理论知识,把文学批评变成这些理论知识的通俗文本。这种种偏向,不但有悖于文学批评再创造的宗旨,也有悖于文学既作为历史的创造物又作为审美的创造物的本质特征。

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他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衡量作品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也应该成为我们阐释文学作品的基本观点。作为美的创造物,文学作品是通过美感效应发生社会作用的,读者包括批评家只有通过自己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感受,才能理解文学作品,领略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作为历史的创造物,文学作品同时又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的历史活动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因此,读者和批评家又只有通过“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才能理解文学作品所描写的艺术形象,也才能通过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艺术形象,“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确证人自身的“本质力量”(马克思语)。这些,都离不开对文学文本的精细阅读。

批评家过度以专业兴趣左右读者的感受和思考,进行“强制阐释”,让读者敬而远之

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同时也是一个批评伦理问题,即文学批评是以批评家为本位,还是以读者为本位。文学批评从来就不是自说自话。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被认为是寻找“知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设专章讨论“知音”问题。西方有学者则认为,文学活动仅有作家和“某个特定的读者”(批评家)的关系,还不能“超脱私人的范围”,只有当“第三者”即“读者公众”介入的时候,文学才能“进入社会领域”,对社会人群发生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只有面向读者,才能显示出它特有的意义和价值。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尤其是在具有公共文学空间的近现代社会,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从来就是引领公众的一种社会力量。我国从近代社会改良到现代社会革命,文学批评都充当了开启民智、唤醒觉悟的工具。民族解放和革命战争时期,则成了战斗的武器和号角。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的文学批评,一直处在引领社会思想文化潮流的地位,尤其是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对俄国社会结束农奴制,发生转型和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学批评在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修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其他人文学科不同,文学影响于人的社会文化思想,不是以直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而是隐含在具体的文学形象之中。因此,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意义阐释,就显得尤为重要。读者从具体的文学形象中,固然也能直接受到“熏、浸、刺、提”的感发振奋作用,但要从中得到理性的认识和启示,就离不开文学批评家的工作。西方有批评家说:“批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说明隐藏在艺术家创作内部的意义。”没有这种“说明”,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只是一个“狂人”的胡言乱语,《祝福》《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作品主人公的遭遇,也只能博人同情,都不可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当代的一些红色经典,如《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和《红岩》等,也只是一些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却不可能让人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更不可能激励今人的革命精神和斗志。

文学批评向读者揭示文学作品的这些意义,不是凭空杜撰,也不是生硬拼贴,而是依靠批评家对读者所处时代及其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了解。在整个文学批评活动进程中,批评家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学接受者,参与普通读者的文学接受活动,而后才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把从文学接受活动中所得的经验和感受,进行归纳、提炼,上升到理性高度,形成批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告诉读者公众的,就不应该是个人的主观好恶,而应该是根据一个时代的“普遍的理性法则”(别林斯基语),对文学作品所进行的判断和评价。这种“普遍的理性法则”,就包含这个时代读者公众的意志、愿望和要求,包括他们的文学趣味和审美倾向等。这就需要批评家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入了解现实关系的各种变动,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把对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文化问题的思考,凝聚成一种理性的判断力,以之作为解读作品、评论得失的思想利器。文学批评被人称之为“运动着的美学”,也是这个意思。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或如普列汉诺夫所说,“既是美学家,又是思想家”。批评家应该是读者公众的代言人,或美学上和思想上的代表。

惜乎一个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不是站在读者本位的立场上,而是偏离了这个立场。批评的出发点,不是读者的阅读需求,而是批评家的专业选择,从这种专业选择出发,对批评对象进行种种命名和质的规定,把读者圈定在批评家的专业兴趣之内,由批评家的专业兴趣左右读者的感受和思考。批评的判断据以展开的“理性法则”,也不是建立在读者公众普遍的人生经验和人生问题之上,而是将异质的经验和问题直接套用到批评对象身上,进行“强制阐释”,结果就不免张冠李戴、削足适履,造成了种种阐释的谬误和遮蔽。

明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人生“烦恼”,硬要扯上存在主义的“存在”之思;明明是中国现实变革中出现的问题,硬要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问题进行同质同构式类比。甚至是一些转化本土资源的文学创新试验,也被强行纳入后现代或大众文化“拼贴”“杂糅”之类的模式之内。凡此种种,这些被置换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自然与读者相去遥远。读者远离文学批评,也就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批评出现了“失语”现象,文学批评家也频繁“缺席”。这种“失语”和“缺席”,不是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无所作为,而是其中的许多作为背离了文本又疏远了读者。要治愈这种“失语”症,恢复“在场”状态,让文学批评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既是有效的又是有生命力的,就必须重新回到文本,面向读者,这也是繁荣当下文学批评一条有效的途径。

(作者:於可训,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