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武汉4月24日电（记者明海英）4月24日，由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主办的“对话三星堆”在武汉举行。四川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院长霍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作为与谈人，围绕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历程、遗存的年代与分期、遗址的空间布局、考古新发现与新启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对话。

孙华提出，三星堆遗址大体可分为兴起、繁荣和衰落三个阶段。其中，三星堆二期是三星堆遗址的主体，城墙、大型建筑在这一时期被建造，大量青铜器、玉石器出现于这一时期。就空间布局而言，三星堆遗址被马牧河划分为南、中、北三个部分，贯穿全城的南北向内城墙将城市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这种都城规划思想，随着巴蜀文化的其他因素被整合入秦汉文化的体系之中。通过对三星堆埋藏坑内出土遗物的细致观察发现，坑内出土遗物可分为三个群体：青铜神像、青铜人像、供奉与礼仪用器。由此推测三星堆这类埋藏坑可能是三星堆人的神庙毁弃后所形成的埋藏。

霍巍表示，三星堆出现了诸多新的文化因素，既有中原青铜文明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器物，又有诸多以往在东亚青铜文明体系中罕见的新事物。而这些事物，在古代中亚和西亚青铜文明之中并不鲜见。三星堆文明很可能在传统的中原文明和地域性显著的巴蜀文明基础上，广泛吸收了来自周边其他古代文明的某些因素，从而同时具有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特点。从地理位置上看，三星堆文明所处地带与其西北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着固定的交通路线，南面可通过滇、缅、印之间的古道直接通向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甚至早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就与青藏高原有了交往和联系。这个区域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强力支撑。

与会学者建议，应从世界文明的高度去审视三星堆文明，将三星堆文明放置于多种文明的比较中研究，以更好地发现、阐释三星堆遗址中呈现的各种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