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慧关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谐”思想、“宽容”思想，不仅为人类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社会人文环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智慧，而且也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表达了自然与人文和合，人与天地万物和合的追求。其宽容、平和、兼收并蓄、博大恢宏的品格，可以贡献给全人类。

一

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所谓“中国哲学”，内容非常复杂，从流派来看，有诸子百家、儒释道、宋明理学、现代各派哲学等。任何概括都有危险性，不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笔者从儒、释、道诸家的哲学中抽绎出相对共同的思想倾向与反映中国哲学特点的若干内涵，归纳为以下六条：

第一，存有的连续与生机的自然。所谓“存有的连续”，即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互相交融的连续体，这种观点区别于将存有界割裂为神界、凡界的西方形而上学。中国没有创世神话，不向外追求第一原因或最终本质等抽象答案。中国哲学认为，自然是一种不断活动的历程，各部分成为一种有生机的整体形式，不强调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分辨，而是一种自然的相应。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是生成论而不是构成论，认为世界不是宰制性的建构，而是各种主体的参与。中国哲学是气的哲学而不是原子论的哲学，气的哲学昭示的是连续性的存在，变动不居，大化流行，生机无限。宇宙绝非孤立、静止或机械排列的，而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由此，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是一个无限的宇宙，创进的宇宙，普遍联系的宇宙，包举万有，统摄万象。

第二，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中国人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中华民族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宇宙世界的独特觉识和特殊的信仰信念，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之间相依相待、相成相济。与这种宇宙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

中国人有着对天、天地精神的信仰及对天道天命的敬畏，并提升自己的境界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种精神上的契合与颖悟，足以使人产生一种个人道德价值的崇高感，由此对天下万物、有情众生之内在价值，油然而生出博大的同情心，进而洞见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儒家立己立人、成己成物、博施济众、仁民爱物之仁心，道家万物与我为一、天籁、齐物之宽容，佛家普度众生、悲悯天下之情怀，都是这种精神的结晶。

第三，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中国哲学是“尊生”、“重生”、创造日新的哲学，所崇拜的“生”即创造性本身。《周易·系辞上传》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宇宙间最高最大的原理就是：一切都在迁流创化中发展着，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日化日新的历程，生长衰亡，新陈代谢，永不停息。中国的易、儒、道、释诸家尊奉的“道”，就是天地自然或人文世界的永恒运动和发展变化。

第四，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中国哲学特别表现在道德文明层面，并且用道德取代了宗教的功能。儒、释、道三大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最根本处是做人，是强调人的德性修养和人文教育。这三大思想传统及其内部各流派在根本目的上并无大的差别，他们彼此的分歧或纷争，主要是修身工夫入路的问题。

内在超越的精神是中国传统哲学在面对超越性与内在性问题时展现出来的共同精神。儒家的天道性命之学、为己之学，道家的道德论和逍遥思想，禅宗的明心见性、转识成智、见性成佛，都呈现出内在的超越性。内圣外王之道，同样为中国传统哲学各流派所共有，并以此作为达到理想社会的根本办法。

第五，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相对于西方用理性思辨的方式来考察、探究形上学的对象，中国哲人重视的则是对存在的体验，是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的追求与实践工夫的达成。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很强，不停留于“概念王国”。这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概念”“逻辑”“理性”，恰恰相反，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系统，中国哲学的“道”“仁”等一系列概念、范畴，需要在自身的系统中加以理解。中国哲学有关“天道”“地道”“人道”的秩序中，含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理性，乃至道德的、美学的、生态学的含义。

第六，经世致用与知行合一。我国有经世致用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经世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体达用，反对空谈高调。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良知的当下呈现，也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古代哲学家的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不是只把思想与观念系统表达出来就达到了目的，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力行实践，自己所讲的与自家身心的修炼必相符合。他们强调知行的互动，即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身体力行，集知识与美德于一身，不断把自己修养到超越的境界。中国哲学不是讲堂教授的知识游戏，而是具体人的活生生的人格生命，其哲学自其心中流出。

二

中国哲学智慧对人类永续发展可能作出更大贡献：

第一，天人互动。长期以来，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纯粹精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人与神，心与物，此岸与彼岸，致思界与存在界，身体与心灵，主观与客观，价值与事实，理性与情感，乃至如如不动的创造者与被它创造的生动活泼的世界，统统被打成两橛。中国哲学则打破了彼此的隔阂，强调两者的互动互补。“天人合一”的主张，实包含有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绝对占有自然。中国哲学家强调整体的和谐和物我的相通。他们不仅把自然看作是一和谐的体系，不仅争取社会的和谐稳定，民族、文化间的共存互尊，人际关系的和谐化与秩序化，而且追求天、地、人、物、我之关系的和谐化。

第二，理想与现实贯通（即凡而圣）。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佛教的“平常心即道心”，都表明了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具佛性，是儒家与佛教的最高信仰。实际上，儒、道、佛与宋明理学都是要追求一种理想的高尚的社会，因此其共同点都在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中国思想传统的道德精神并非只停留在社会精英层，相反通过教化，通过民间社会、宗教与文化的各种方式，如蒙学、家训、家礼、戏文、乡约、行规等，把以“仁爱”为中心的五常、四维、八德等价值渗透到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伦理。中国人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舍我其谁的抱负，乃至“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

中国哲学特重理想社会的追求与现实社会的治理，有系统的社会治理的智慧与制度。在礼、乐、政、刑相补充相调剂的治理社会的方略中，“礼”是带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规范。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古代有“一夫授田百亩”的诉求并转化为计口授田制，有养老制度与“移民就谷”等荒政，对灾民、鳏寡孤独与聋哑等残疾人都有救济与保护制度。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作用，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第三，生态平衡。中国哲学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中国哲学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包括草木、鸟兽、瓦石、山水），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这不会导致宗教迷狂、排他性与宗教战争，而又有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中国哲学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国哲学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及现代性的偏弊，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

第四，人生意境。中国人文精神，尤其表现在人生智慧与境界上。儒家是德性与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工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是空灵、逍遥、放达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佛家是解脱的、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放下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儒释道都是生命的学问，相互补充，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慢慢体悟，使我们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遇到挫折时能做到淡定从容。有人说儒家是治世的，道家是治身的，佛家是治心的，其实三家都可用于治世、治身、治心，都具有调节性。

第五，普遍和谐。“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孔子以“爱人”为“仁”，爱人、同情人、关切人，包括爱、同情、关怀他者、下层百姓，是“仁”的主旨。“忠”与“恕”接近于“仁”。“忠”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忠”“恕”是仁道的—体之两面。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道原则，推而广之，也是国家、民族、文化、宗教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自然的普遍和谐之道。

总之，中国智慧关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谐”思想、“宽容”思想，不仅为人类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社会人文环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智慧，而且也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表达了自然与人文和合，人与天地万物和合的追求。其宽容、平和、兼收并蓄、博大恢宏的品格，可以贡献给全人类。

我们把握其中的道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展开、落实，自然会增加我们的智慧，变得聪明起来。

我们讲的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智大慧，这需要我们去理解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做创造性的转化，这样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智慧。

诸子百家、佛教禅宗与宋明理学，是我国主要的思想传统。吃透了这些思想传统，我们就可以一通百通。这些思想传统中有无限珍宝，尤其是在个人修身齐家、社会与国家治理、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有很多借鉴意义。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内在心灵的关系方面，在人类永续存在与发展的方面，人类一定要认真吸取先哲的智慧，切不可太过自我中心，自我膨胀。

（作者：郭齐勇，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本文系作者在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上的发言稿，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