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世界顶级富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华设“慈善晚宴”，挑战国人的财富观；今年4月，江 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暴力慈善”被舆论所质疑；最近，上海红十字会被网络爆出万元饭局，网友怀疑红十字会利用公款吃喝……一系列与慈 善有关的人物与事件都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热点，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人们不禁发问：什么才是慈善？中国慈善事业为何如此受伤？

2011年5月19日，《武汉都市圈》记者特邀湖北省政协委员、社会学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周长城，解开人们对慈善事业的种种疑惑。

不要过分关注善款数字

《武汉都市圈》： 4月23日，中国经营报刊登大篇幅报道，质疑陈光标最近几年的慈善存在夸大欺骗行为。一直奉行“高调慈善”的“中国首善”陈光标，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您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周长城：我认为这件事情给人们的教训是，做好慈善不仅要靠个人的慈善意识，也要靠社会群体的监督，其中政府部门的监督、媒体的监督、行业的监督、法制的监督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慈善机构也要提高信息的透明度，让大家对慈善事业有更多的信心。

我们肯定个人的慈善行为，但我认为个人做慈善是不应该被过分宣扬的，现在有太多人拿慈善来说 事。媒体也容易过分关注个人捐赠的善款数，曝光哪一个富豪捐多捐少，容易形成攀比。这其实违背了做慈善的本质。其实做捐赠和你捐多少钱没有多大关系，更重要的是，大家怀有一份做慈善的理念。就像现在谈得很多的幸福感，当你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做慈善事业更多的是出于一种 内心，而现在中国的慈善往往变为捐赠排行榜，甚至是一个名利场。

《武汉都市圈》： 您说的这个现象的确普遍存在。例如，某榜单每年都会将企业家捐的善款数进行排名。

周长城：是的。现在我们的媒体过分关注了企业家捐多少 钱，如果他不捐钱，则说他是“铁公鸡”，如果捐了则还要看捐了多少。我认为这是导向错误。比如说，去年世界顶级富豪盖茨和巴菲特来华设“慈善晚宴”，我认 为，即使有些富豪赴宴没有捐钱，也是应该鼓励的。因为他至少愿意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而我们的媒体往往忽视了慈善事业的本源是什么，只是简单的关注了善款数字。

《武汉都市圈》：国外很多富豪，类似盖茨、巴菲特都提倡“裸捐”，但中国大多数富豪似乎不太愿意投入到慈善事业，这是为什么？

周长城：有人愿意做慈善，就有人不愿意去做，在我们国家 慈善事业还有一个特点，企业捐赠的居多，个人捐赠的少。这与传统观念有关，大家都怕露富，不希望招惹到不必要的“麻烦”。企业家也害怕一旦财富外露，各种 各样的机构都伸手过来。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大部分都保持沉默。除此之外，中国富豪还要担心善款的使用透明度问题，近几年也曝光了一些善款被挪用，这也让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打折扣。

所以，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说中国的富豪不愿意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如果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富豪捐赠款项使用的阳光透明，让富豪愿意捐赠，愿意为这个社会贡献他们的爱心，这也是我们当前应该去努力做的事情。

慈善管理需要人才培养

《武汉都市圈》：据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慈善捐赠占GDP的比例仅为0.01%，而美国的比例为2.2%。为什么慈善捐赠比例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周长城：我认为有三点理由，其一中国慈善机构太少了，并 且宣传力度也不够。美国2009年各类基金会达到75595个，中国只有1800个，美国基金会资产2009年达5834亿美元，支出429亿美元。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1800个慈善机构中，真正被老百姓了解的少之又少。其二，在这些慈善机构中，个人慈善机构更少。相较之下，美国很多富豪都设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不仅自己做慈善，还拉着别人做慈善。其三、我们国家的慈善机构，大多数有行政力量的介入，例如很多慈善机构是挂靠某行政单位，其实这样一种 形式在国际上是不被认可的。而这样也使得个人慈善机构很难得到发展。李连杰的壹基金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他有心做慈善，但是由于体制的限制，他的壹基金举步维艰。

《武汉都市圈》：目前慈善机构存在什么问题？

周长城：慈善组织不善管理是当前十分突出的问题，在过去 缺乏资金的条件下不容易显示出来，但是现在各慈善机构都有较为充实的资金，如何高效地使用资金，开发好慈善项目，已经成为了全国慈善事业的一个挑战。当前，我们很多慈善工作者虽然有很多美好的意愿，但是还缺乏培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政府的慈善公示，还是民间的捐赠公示，民众还是对此表现出了些许不满。

比尔·盖茨曾说花钱比挣钱一点都不轻松。当我们捐赠几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时候，可能 不需要多少复杂的管理事务，但是当资金达到了几十亿、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时候，这就需要相当复杂的管理体制、程序和管理标准。阳光文化基金的杨澜就是看到了这一点，譬如说，她会让公益组织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让管理者有更强的管理能力和做事能力。

《武汉都市圈》：怎样鼓励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更多地参与到慈善活动当中？

周长城：需要提高慈善机构的社会公信力。目前慈善机构的救助和募资，还缺少让老百姓放心的透明度，大多数时候只是简单的刊登在报纸上，没有事先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

《武汉都市圈》：有人发出质疑，如果没有高额遗产税的话美国的“巴菲特们”还会捐钱么？

周长城：设定遗产税主要是调节财富分配，防止贫富差距过 大，征的税最终还是要用到社会公益事业和对贫困群体的扶持救济，对富豪来说与其被动的被征税不如主动高调的做慈善。所以，要治好富豪的“慈善冷漠病”，不 仅需要富豪增强爱心和责任感，更需要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要建立健全的财税政策机制。一是对捐助慈善事业加大免税力度，二是用高额的遗产税、赠与税对资产转移进行限制。与此同时，还要倡导爱心观念和正确的财富观，形成良好的捐赠文化氛围。让捐赠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唤醒富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让“第三次分 配”成为一种自愿选择。

慈善立法还有多远？

《武汉都市圈》：2008年四川地震时，湖北乃至全国人民都掀起了一股捐赠热潮，但灾难总是暂时的，大灾后我们怎样组织和引导这一捐赠热潮？

周长城：那时候的捐赠大多是出于人们对灾区同胞的一种同 情，这与慈善的理念深入人心还是有本质的区别。慈善应该是发于人心的，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本性。一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整体风貌。经济发展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慈善事业也面临着机遇。社会面临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方面人们对于慈善的需求会更大， 另外一方面，慈善事业发挥的作用也会日益凸显。

社会也需要更加完善地捐款机制和管理手段。我认为应该加快慈善立法的脚步，实现慈善募捐道德 和法制上的并轨，形成成熟的慈善文化。慈善立法应该明确捐助者和受捐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约束受捐者使用捐款、捐物的行为，从而可以鼓励更多企业和个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也可以使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慈善一定会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我们需要有制度性的突破，为慈善的规范能够有更 加明确的规定。

《武汉都市圈》：目前慈善立法处于哪一个阶段？

周长城：《慈善法》起草工作于2005年启动，经民政部 起草小组数易其稿2010年，广东为慈善立法起草调研，专家吁赋予捐赠者监督权。建议慈善立法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强制慈善机构公开信息。同时，还要赋予捐赠人监督权，如果出现违规使用善款的情况，捐赠人可以对慈善组织问责，向媒体爆料。很多人正在做慈善立法方面的相关工作。目前全国人大已经将《慈善事业 法》列入二档立法计划，但何时能够出台目前仍不能确定。

周长城简介：

男，1957年9月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硕士、经济学博士。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现任武汉大学社会学副主任（独立建制），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论中心主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会员，美国社会学学会国际会员，国际生活质量研究学会 会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 “985工程”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社会保障研究项目首席负责人。湖北省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武汉市社会学会副会长。

（《武汉都市圈》杂志2011年6月第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