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江城武汉，白云层叠，热情似火。夏日的清晨，记者穿行于武汉大学校园，明媚的阳光在林荫路上投下斑驳的碎影。珞珈山上，一片郁郁葱葱，20栋青砖红瓦别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这就是武汉大学著名的“十八栋”，周恩来、郭沫若、闻一多等名人故居亦分布其中。

顺着遍布青苔的台阶，记者来到绿树掩映下的12号别墅，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十余位教师代表围坐于一方长桌前，听他们聊聊十年来傅才武教授领衔的文化智库团队如何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开拓文化研究新路径的历程。

坚持实践导向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创始于2009年6月，是在当时的文化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支持下成立的。研究团队的学者，来自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信息技术等诸多专业。“研究文化领域相关问题时，能兼顾多学科视角，进行通盘考察。”团队成员肖波从事文化遗产研究10年，在他看来，团队最大的特色是通过跨学科知识来探讨文化领域的诸多问题。张薇是团队最年长者，现年70岁，她对记者说，团队的最大特征是“文化+”，依托武汉大学百年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厚底蕴，汇集遥感信息乃至计算机等多学科优势，从交叉学科视角开展文化领域研究与规划。

团队的研究始终坚持实践导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创院至今，“国发院”研究团队每年都组织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文化第一线”调研。寒暑假招募学生志愿者，经过培训学习后，在研究院老师、学生带领下，深入全国31个省开展进村入户调研，每年回收问卷10万余份。“文化第一线”的志愿者最开始主要来自武汉大学，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流传着“不参加一次‘文化第一线’调研，枉在武汉大学待4年”的说法。近年来，志愿者成员逐渐覆盖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的其他高校，一些其他省市高校的学生也踊跃参与。

“有时应招的学生覆盖面有限，尤其是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西北、东北地区的志愿者较难招满。为了扩大调研覆盖面，使调研数据更具代表性，团队在筹划进行全国布点，改进调研运作方式。”团队成员钟晟对记者说，下一步，他们计划利用全国高校文化产业学科网络，在当地建立调研分点，通过在当地招募大学生志愿者来协助调研。

■傅才武在西藏山南调研座谈 作者/供图

开展“文化第一线”调研，最早源于院长傅才武对农民工文化参与的关注。中国有2亿多农民工，他们在务工城市的文化参与情况如何？他们有哪些文化需求？早在2005年，这些问题就进入傅才武的研究视野。当时，他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承担了“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课题。为了掌握相关数据，2005年9月至12月，傅才武率领团队在福州、深圳、太原、驻马店、南京、杭州、郑州、合肥、阜阳、成都等全国14个地区就农民工文化生活进行了专题调查。由于东中西的区域差异，仅问卷就设计了3套。数月来，他们通过实地访谈、问卷等方式走访了8000余名农民工。

基于调查，团队发现：当时，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在文化方面的开支非常小。从区域来看，内陆地区农民工在文化生活方面的开支比沿海地区的低，一方面由于沿海地区收入更高，有能力投入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内陆地区农民工基本上是本省的，具有较强的“双栖”特征，农忙时返乡种地，农闲时外出打工，较少有闲暇时间享受文化生活。虽然业余文化生活比较贫乏，但并不能掩盖他们对文化休闲活动的需求。根据调研，傅才武及其团队建议：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整体需求层次特点，建立一套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主体的文化供给模式。

2006年3月，傅才武及其团队又与财政部教科文司联合组织了全国农村文化调查，对19个省、市、自治区的70个县（市）200个乡镇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后来，团队相继主持了农村文化惠民工程、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农家书屋建设、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全国博物馆文博文创等项目，累计调动学生志愿者数千人。

根深方能叶茂。“文化第一线”调研也提升了团队的理论研究水平。2018年，正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的张凤华，飞越半个地球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学术研讨。会上，她发现，我国博物馆建设发展热潮引起国际学者的质疑。“非常巧的是，我当时要在会议上交流的文章就是关于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张凤华说。她讲述了中国博物馆发展政策、现状、发展动力等，并以翔实的数据展示我国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对学者质疑作了直接而理性的回应。随后，张凤华结合国家公共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发展历程及其走向，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文化领域的两个国际顶级刊物上。她以严谨的学术讨论、科学的数据说明：我国的文化政策不仅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新需求，还产生了极大的经济带动效应。基于调研，团队每年产出40多份咨询报告，其中半数以上获相关部门领导批示、采纳。为此，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寄语团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并专门题词：“说一尺，不如行一寸。”

十年百点 建构中国基层文化观察的“微观窗口”

多年来，团队始终坚持“1+100”研究模式，即1个研究院辐射100个实验基地的网络化结构。2012年，团队启动“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项目建设计划，在东、中、西部建立了100家公共文化政策观察点，以构建我国公共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领域的实证观察研究网络。

该网络覆盖省、市、县、乡镇的四级文化机构，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群艺馆）、文化站、剧团、非遗中心、文化企业和艺术研究机构等。其目的是为国家财政文化主管部门提供政策决策的理论依据，以推动文化政策在实验基地先试先行。同时，为文化行业部门对接基层需求、凝练重大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研究和观察通道。

“第一批，先在湖北选了20多家单位。经过六七年时间，在云南宝山、重庆、四川、山东、江苏、广西等地陆续拓展，目前已有106家公共文化政策实验基地。”研究院副院长陈庚介绍说，基地是动态的、发展和变化的。有些比较积极的基地会继续保持，一些不积极的慢慢在退出，后面还会继续增补。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动态机制来促进基地保持持续的活力。

自基地设立开始，每隔几年，研究院组织开展一次乡镇文化站重点观察。经过培训学习的观察员，回到自己的乡镇，跟着文化站站长一起上班，并按要求做好记录。通过观察站长和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活动组织、到访群众的活动参与，辅之以问卷调查，清晰地呈现文化站乃至整个基层文化机构的运行状态和整体效能。在实验基地中，有很多图书馆、博物馆是民国时期设立的，是管窥中国文化现代变迁的重要窗口。据陈庚介绍，他们想深挖部分实验基地从创建开始至今的发展历史，通过解析它们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组织结构变化、文化活动和服务开展等情况，以小见大，还原和展现中国与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不一样的现代化转型发展道路，从学术上建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解释框架和话语系统。

实验基地是国家文化政策先试先行的试验田，主要采用“政策研究+基层实践+效用评价”的模式，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观察国家文化政策绩效，从学术和实证研究的双重视角检视和优化国家文化政策设计、执行过程。傅才武表示，这有利于在实践基础上进行政策效应的评估，建立政策制定、执行与修正的快速反应机制，为研究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情况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支持。基于文化基地，团队发现：部分实验基地已经探索出一些创新性的文化发展举措。

M实验基地的居民以务农为主，人员流动性不大，群众经常交流聚会的地方自然而然成了公共文化空间，这些地方农忙时节还具有粮食脱粒、晾晒，庙会、集市等生产性、商业性功能。这类实验基地对此类公共文化空间进行了再造，增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例如在农村居民经常跳健身舞的地方，添加音响设备、灯光照明设施等；在居民经常散步的地方修建健身步道等。

Q实验基地交通便利，人口密度大，居民相对集中，为了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该实验基地在镇中心修建了集图书馆、电子阅览室、舞蹈书画培训室为一体的综合文化中心。周边31个村的居民走路或坐车，15分钟内就能前来参与文化活动。

Z实验基地将祠堂等公共文化空间保留下来，进行改造和功能创新，设立了传统学堂，开展成人礼、拜师礼等特色文化活动，以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N实验基地的外出务工人员多、人口流动性大，则在重点推广文化下乡工程的同时，鼓励农村自建文化娱乐队，加强农村文化骨干队伍培训。以文化系列活动推广辐射文化效应，基本实现“天天有歌舞、月月有电影、季季有比赛、年年有演出”，文化队伍的表演也形成了常态机制。

■团队研讨中 作者/供图

■傅才武拜访著名学者冯天瑜作者/供图

团队学者将以上探索经验凝练成“池塘群落型”“设施助推型”“信仰聚落型”“活动召集型”四种农村再造公共文化空间模式。该院副院长陈波表示，“池塘聚落型”优点在于自发形成，对农民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在再造此类公共文化空间时要应群众需求进行改造，不能影响居民日常生产生活。“设施助推型”的重要因素是交通便利，比较适合平原地区，而不适合交通不便的山区。“信仰聚落型”在保护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节约改造成本。“活动召集型”灵活性强，群众参与程度高。但是随着时代发展，群众需求不断提高，活动内容、形式也要越来越多元化。他表示，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发展水平不一，基层在再造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实践中面临不同的环境和挑战。随着公共文化服务的深入推广，各基层在实践中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这四种再造模式是各实验基地根据自身情况探索的经验，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推广时应注意因地制宜。

为发挥实验基地在文化政策制定、执行和优化中的作用，研究院以这100家实验基地为研究对象，同时观照行业发展态势，每年汇编一册《中国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观察报告》，旨在从行业观察、理论探讨、案例研究层面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展现当前国家文化政策主导下文化行业及基层文化机构的生存与发展现状、改革创新成就，特别是基层文化工作者对文化发展的理论思考。

“我国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省市县乡的文化机构所处环境都存在差异，但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又必须是格式化模式。这样，在国家宏观文化政策与基层实践需求之间，就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和‘灰色地带’， 并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中被放大，矛盾更加突出。”傅才武说，这就是文旅部、财政部支持设立100个基地作为国家文旅行业改革试验田的原因所在。他希望，通过100个实验基地建立起政府相关行业部门、高校及其他研究机构观察中国基层文化单位改革与发展过程的一个“微观窗口”，通过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段的持续观察，来管窥中国文化改革、发展进程中的文化特征与文化变迁路径。

还原本真 探索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创新利用

2022年初，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14天的赛程中，最受全球瞩目的项目当属跳台滑雪，中国选手谷爱凌和苏翊鸣先后摘金。竞赛的大跳台选址位于首钢老工业园区北区，其周边老厂房和工业构筑物经过修缮改造，充分发挥了工业遗存的价值，这引起全世界对工业遗产的关注。

“我国工业遗产研究起步晚，但成就大，这与我国不断提速的城市化与城市更新分不开，也与我国具有海量的工业遗产密不可分，更与我国较高的工业遗产改造更新水平息息相关。”该院副教授韩晗说。2014年，韩晗在美国工作时，曾调研了美国16个州的工业遗产。他认为，武汉是中国工业遗产重镇，也是全世界工业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武汉很多工业遗产改造更新，已经远远超越美国的一些城市，具有世界领先水平。2019年，在傅才武的带领下，团队申请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工业遗产”专题撰写，希望借此系统梳理国内外工业化发展及其历程。

“世界上有多少个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点，没有人统计过。我们从无到有列出了800多个世界工业遗产点。为了查找这些工业遗产点，搜集的资料超过3000万字，发了无数封邮件，打了几百个国际长途。”韩晗对记者说。团队实地探访了全世界800多个工业遗产点，并进行数据采集、资料搜索。由于涉及14个语种，团队特设了一个小语种专业组，从事相关资料翻译工作。

获悉英国伦敦一家钢厂曾在二战时期作出重要贡献，团队成员多方辗转，终于联系到工厂负责人，对方感到非常惊讶。目前，工厂只剩下几间空房，恐怕今后还会被拆除，这位英国老厂长真诚希望研究团队能起草一份报告，向英国政府呼吁保留厂房旧址，“二战时中国和英国还是同盟国，也许这里生产的炮弹曾在中国打击过日本侵略者。”这位英国老厂长补充道。

文化遗产本身是人类理性、智慧和创造的产物，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价值。“如何活化利用包括工业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使之与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等顶层设计有机结合到一起，是我院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傅才武认为，既要积极学习世界经验，更要凝练中国方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把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通过研究落实到具体的乡村文化融合规划上，是该团队多年坚持的学术研究原则。2008年，傅才武和张薇在参加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发展规划”调研时，来到恩施州来凤县的舍米湖村“摆手堂”，当地原生态的摆手舞着实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当地最古老的土家族摆手堂，锣鼓一敲，男女老少皆应声相聚而舞。令他们记忆犹新的是：一个4岁左右的小娃娃，穿着肚兜站在中央打鼓：“咚——咚——咚切咚”，所有人围着她，跟着鼓点跳。这让傅才武和张薇非常震撼，他们意识到，包括摆手舞在内的非遗传承，必须要依靠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生态环境，才能可持续地生存。

在来凤县舍米湖原生态摆手舞旅游区的可行性研究中，他们坚持原生态保护，以土家族的艺术文化为突破口，努力挖掘和原生态呈现土家族人的饮食、住宅、服饰文化，以及土家原生态摆手舞的音乐、舞蹈、美学、康体、土家曲艺和工艺美术等。按照生态博物馆模式，以土家吊脚楼、自然山水、土家居民、土家风情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和文化符号，把舍米湖摆手堂恢复与舍米湖生态化建设结合起来，做到村景合一，凸显最原汁原味的土家摆手舞和最古朴原始的土家自然村特色。

“舍米湖”是土家语，意为“阳光照耀的小山坡”。为了让这个充满诗意的山村名字更加名副其实，他们对舍米湖西南、面向阳光的山坡梯田进一步优化，丰富其不同季节的景观变化和色块变化，使梯田层层的美景自然凸显。如今，络绎不绝的游客刚进入村口的高速公路，田园诗般的梯田就能映入眼帘，已成为当地一大旅游亮点。原生态保护也极大地促进了来凤县摆手舞的传承和弘扬。2009年，来凤土家摆手舞队先后亮相上海旅游节、中国第九届艺术节，荣获中国政府群众文化最高奖项“群星奖”，成功地走出大山，舞向全国。

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傅才武和团队向湖北省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设立清江流域（鄂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研究报告》，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推动了“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该咨询报告获湖北省人民政府2013年度湖北发展研究奖二等奖。

推动“场景理论”中国化与文化消费实践的交互

近年来，研究院以“引进来”“走出去”，参加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论坛的方式强化团队学者的国际化视野，并与欧美、马来西亚的高校，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密切的学术往来。因为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业遗产”专题，团队与包括中亚、北非与南美在内的一百多个机构的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乌兹别克斯坦的一所国立大学，还委托该国驻华使馆给武汉大学致外交照会表示感谢，希望能够共建“一带一路”工业遗产研究机构。

在海外访学的过程中，陈波敏锐地发现，在北美学界颇为流行的“场景理论”之于中国而言，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回国之后，他就开始率领团队进行“场景理论”的译介与“中国化”实践工作。陈波将场景理论与居民文化消费需求相结合，为扩大文化消费提供了新的政策设计思路。他借助场景理论探究居民的文化参与率、文化消费与公共文化空间的主观认识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在文化表达、文化氛围等方面完善公共文化空间、提高公共文化参与率的政策建议。在场景理论框架下，团队采集了中国31个城市的83种文化舒适物数据，将31个城市划分为4类文化场景模式。通过将西方的理论框架进行中国化改造，把场景理论与城市街区的再造需求相联结，关注城市的发展动力机制，为城市运营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

“场景理论”强调，在城市中有效地配置文化设施、人员、经费和业务机会等资源要素，推动和促进居民的文化消费。副院长彭雷霆表示，这种城市文化发展从资源要素到“空间集成”的转向，为中国文化发展理路从供给侧转向消费侧，提供了另一种政策设计的新视角。

城市文化消费的“文化场景”转向，重建了数字技术环境下的文化消费新形态，为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城市文化规划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解释模型。傅才武表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在城市建构了资源、技术与居民消费体验交互的沉浸式消费空间，正在逐渐替代原来的“生产—消费两分式”文化消费模式。在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文化消费时代，文化符号在资本和商业模式的双重驱动下不断强化其作为空间生产媒介的作用，进入一种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这些都促使中国学界超越传统的“生产—消费”链式思维，转而建构基于技术网络的空间场景思维。

“中国学者大多将文化消费行为放到中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作为连通政府文化行业与社会文化机构、政府公共供给与个人文化权利的‘桥梁’，这使得国内学界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政策理论建构模式。”在该院副教授张凤华看来，“场景理论”的中国化要求中国学者不仅需要探求社会文化组织的运行机制和个体参与的动机，还需要运用合适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和引领中国的文化消费实践。

在中国，文化消费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场景理论启发下，团队探索了一条扩大居民文化消费并倒逼供给侧改革的技术路径。2015年3月，文化部联合财政部在我国东、中、西部开展“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工作。该团队联合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文化消费大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同时到全国十多个城市对居民文化消费习惯进行了问卷调查，设计出了“评价积分—兑券消费—政府补贴”的中部试点模式，即通过技术平台将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进行紧密连接的政策模式。

“两眼关注世界的文化理论前沿，两手爬梳中国的文化改革实践范例。”陈庚认为，西方理论具有特殊的西方话语表达范式，而中国实践具有独特的现实和价值指向。因此，场景理论的应用必须要实现中国化，尤其需要在中国文化消费的实践中实现有机的融合与连接。“文化消费的理论研究、行动研究和政策设计‘三位一体’，是一个‘理论—实践—政策’的闭环，场景理论的运用必须与中国的文化消费实践和政策设计紧密勾连，才有现实的意义。”傅才武在采访中表示。

2018年，傅才武带队赴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交流时，介绍了我国的文化消费试点及其经验。对此，瓦伦西亚大学文化旅游经济研究所主任Pau Rousell Kster非常感兴趣，细致地咨询了相关方案、调查问卷以及理论成果。对方感叹道：“你们做了我们这么多年来想做而没有能力做好的事情。”由此，傅才武强烈地意识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口众多的巨型国家独一无二的改革实践，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研究样本。中国学者在文化政策研究领域，做得并不比西方差，甚至已经开始实现了部分领跑。

“西方工业化发展较早，过去很多领域中国跟着西方跑。随着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学者提供了巨大的社会样本。”傅才武坚信，扎根中国本土实践的研究，可以产生在世界范围内并驾齐驱的学术成果。特别在文化领域，将助力中国学者的研究从过去的跟跑转向并跑甚至领跑，从而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华文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