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1日上午，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孟天广老师应邀做客武汉大学长江论坛，在人文馆南厅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题为《信息政治学：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的学术讲座。此次长江论坛由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承办，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刘伟教授主持，校内外50余名师生参加。

讲座开始之前，刘伟教授致辞。他向孟教授以及参加论坛的师生表达了热烈欢迎。他说，今天的论坛是长江论坛第163讲，是孟教授时隔几年后再次来到武汉大学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国内计算社会科学、数字治理相关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孟教授的这次分享非常值得期待，相信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发和灵感。同时，数字政府作为近些年来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今天的论坛主题恰逢其时。

讲座中，孟天广教授以《信息政治学：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为题对数字时代背景下国家信息能力的形成和强化进行了解读，围绕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研究对象、理论概念和研究范式等议题深入剖析，从而尝试对“如何理解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这一深刻命题作出回答。他指出，当下讨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法脱离数字时代这一背景，我们今天探讨的很多问题都是在数字治理强势兴起的情境下展开的，从而使得信息政治学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并逐步成为具备重大研究价值的新范式和新路径。他强调，我们有必要把握住数字时代带来的国家治理转型这一发展趋势，对数字时代的国家形态、国家权力运行、国家-社会关系等基础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讲座内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信息政治学的兴起

国家是政治学的基本分析单位，国家建构的三条主线是国家机器、国家能力以及国家认同。其中，国家能力表明了国家的制度执行情况，是一个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础，从而也使得国家能力这一概念受到阿尔蒙德、亨廷顿、斯考切波以及米格代尔等著名政治学学者的激烈讨论。理解国家能力存在科层制传统、知识论传统以及制度经济学传统三个理论视角，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之下，信息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科层制传统中，信息增强和塑造国家能力；在知识论传统中，信息本身即为国家能力；在制度经济学传统中，信息为国家能力提供基础。进一步地，从国家能力角度理解国家治理，除了传统的行政机制（建设专业负责、廉洁高效的政府）、社群机制（社会自治、社会组织化）以外，还需要将国家和社会进行有效对接、密切协同的第三种机制，也就是信息机制。这种信息机制能够将政府、媒介、专业机构、公众等多元主体联动起来，进行协同共治。从上述理解国家能力的三个传统出发，信息政治学的两种理论传统包括了韦伯实体论国家理论中的信息机制以及福柯知识论国家理论中的信息要素。

二、作为信息能力的数字治理：技术赋能

在前数字时代，国家通过各种统计途径获取关于经济社会运行的信息，从而进行经济调控和政治整合。迈入数字时代，随着国家信息能力的显著增强，尽管国家的基本架构没有变化，但是却带来了国家治理要素和机制的改变。具体来说，通过现代信息系统的迭代升级，在更好地链接国家和社会的同时，国家还可以穿透层级，贯通中央和地方。由此，信息可以成为政府理解社会的最好“信息源”、呈现治理失灵和社会风险的“指示器”、科学民主决策的“信息枢纽”以及考核激励官员的“诊断力”。当然，进入数字时代，国家治理中信息的生产、流动、处理以及理解都呈现出与前数字时代不同的特征，并具体表现在信息生产的渗透性与弥散性、信息流动的稀缺性与非均衡性、信息处理的中心化与分布式以及信息理解的可读性与复杂性四个方面。因此，理解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除了要看到国家信息能力的增强，即解决信息稀缺问题之外，还需要看到信息过载这一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新生难题。

三、作为信息渠道的数字参与：赋权社会

除了赋能国家，强化国家的信息能力以外，新技术还赋权社会，提高社会参与能力和组织化程度。也就是说，在国家强化信息汲取、加总和筛选从而更好“读懂”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借助数字渠道理解国家，影响政策制定。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深度普及并赋权社会大众，将能够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搭建“网上群众路线”。具体而言，通过信息公开供给稀缺的“治理知识”、更低成本的线上参与渠道、公共可见的偏好表达与社会学习以及更可及和更高质量的政民互动等多种方式强化大众数字参与，社会大众也可以寻求与政府更多的信息交换与诉求对接。以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与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为例，可以考察信息技术对社会的赋权。其一，基于2008-2019年的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数据，分析发现网络信息渠道能够补偿传统信息渠道，从而起到均等化群体间政治影响力的作用。其二，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以市民诉求为驱动，能够在科层组织内部重塑回应流程，推动考核激励机制“眼睛向下”，最终实现政民关系再造，实现社会治理端口前移。

四、作为信息机制的治理转型

国家信息能力是国家利用数据要素（汲取、处理及应用）形成的新能力，是当下讨论国家治理及其转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数字时代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国家治理除了制度驱动的组织制度调整优化、机构改革等传统治理议题之外，还需要对技术治理、数字政府等新兴议题加以回应，这一回应也就刻画了作为国家治理转型重要内容的信息机制的浮现过程。由此，从信息机制来透视国家治理，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可以视为国家—社会间信息问题（信息汲取/信息吸纳、信息传播、政府回应性）以及国家内部信息问题（信息不对称、信息碎片化、信息控制），从而呈现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的“三明治信息治理结构”。进一步地，数字时代的国家信息治理能力可以视为“两维度+六要素”，即政府内部的信息汲取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与循证决策能力，以及政府外部的数字规制能力、回应服务能力与濡化传播能力。数字时代的国家信息能力呈现了国家能力的范畴拓展，不仅可以视为国家能力理论的新推进，也为进一步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例如数字时代下的国家—社会关系在个体层面的“有控制的政治包容”、社会层面的“数字统合主义”以及市场层面的“数字政商关系”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孟教授主题分享结束后，现场的老师和同学就数字乡村建设、数字治理中的伦理、数字治理与政府组织形态变革、数字治理的“冷思考”等问题同孟教授展开了互动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交流充分。

最后，刘伟教授总结发言。就如何对待信息技术“高歌猛进”的问题，他说，在保持审慎思考的同时，我们应该秉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结合日常经验观察和调查研究加强对这一新生治理工具的了解和掌握。就如何在数字时代发挥专业特长的问题，他指出，数字治理背后有许多值得深挖的议题，公共管理和政治学作为探求“治国理政之道”的学科，我们应该加强对数字治理、数字政府、信息政治学的系统性研究。就学者如何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结合起来的问题，他强调，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与重构，推动理论的更新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需要关怀社会公共价值，并通过自身的行动去影响现实政策变迁。

（供稿：吴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