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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论坛】彭凯平:传统文化与积极心理学本土化

2024-06-26 10:45

6月24日上午,长江讲坛第一百八十七讲暨交叉学科论坛第六期暨珞珈心理讲坛第五期“传统文化与积极心理学本土化的探索”于武汉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心理学系成功举办。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院长彭凯平应邀作题为“传统文化与积极心理学本土化”的学术报告。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党委书记余向红出席论坛,并为彭凯平教授颁发交叉学科论坛纪念牌。论坛由心理学系系主任喻丰教授主持。

哲学学院钟年教授,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心理学系尤瑾教授、刘毅副教授、许丽颖副教授、胡小勇副教授、徐嘉副教授、张春妹副教授、张文娟副教授、白宝玉副教授、李凯博士、邬家骅博士等老师参加。本次论坛还吸引了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温芳芳教授,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院长张艳红教授、冯雪博士,湖北美术学院段岩副教授等湖北省内高校教师参与,同时还有百余位来自国内其他高校的师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聆听。整个会场座无虚席,走道亦被热情的听众所填满,呈现出浓厚的参与氛围。

彭凯平教授的讲座分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以及天下为公三个板块,分别回答了关于积极心理学本土化的三个重要问题。他首先从“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角度,阐明了积极心理学本土化旨在响应时代的呼唤与号召。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精髓一样,我们也需要将积极心理学的精华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积极心理学根基,并以此发展出适合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人思维模式的积极心理学实践路径。

彭凯平教授指出,文化心理学、跨文化比较、本土心理学的兴起同样昭示了积极心理学的本土化。当前,心理学研究理论经常得到WEIRD式指摘,认为心理学研究结论仅仅来自于西方的(western)、受良好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富裕的(rich)、民主的(democratic)样本,而世界上95%的人口并不符合这样的人口规律,因此其心理结构是否与之相同便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后续的文化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东西方人在认知风格(整体知觉vs.分析知觉)、价值取向(集体主义vs.个体主义)、自我构念(相依自我vs.独立自我)、归因方式(外部归因vs.内部归因)等等心理维度上均有较大差异。在此,彭凯平教授介绍了自己著名的文化和认知研究,并介绍了“Morris-Peng鱼范式”和他赖以成名的卢刚杀人事件归因研究。这些研究都发现,中国人关注背景、是整体知觉;美国人关注对象、是分析知觉。因此,根源于美国超验主义哲学、新思想运动、励志成功学等强调个体超越能力、无限潜能的社会思潮的积极心理学,也应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得到与其文化相适应的改造。积极心理学如果不中国化,就不可能很好地适用于中国人。

在第二部分,彭凯平教授讲述了自己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积极心理学相匹配研究,简要表达了当前积极心理学本土化的尝试内容和研究路径。他举了五个例子,即良知、至善、知行合一、慧眼禅心以及境随心转。

彭凯平教授认为,自孟子至阳明所提倡的“良知”与积极心理学中的“积极天性假说”有着不谋而合的默契。在儒家传统中,“良知”是“不虑而知”的道德本心,其上承天理,下启人性,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而Steven Pinker强调的同理心、自控力、道德意识、理智之心的四个善良天使,Jonathan Haidt探究的伤害、公平、忠诚、权威、纯洁的道德基础,同样强调了善的、好的、道德的内容是人性中最根本也是最璀璨的部分。哪怕是Richard Dawkins提出的“自私的基因”,其深层内涵也并不是在说,那些有利于我们人类生存的行为就会适应性更强,因而被选择;那些对我们人类生存不利的行为就会适应性差从而被淘汰掉。进化其实旨在强调基因的自私会使得人类以内群体适应以及互惠利他的方式来适应和进化。而在神经生理学层面,Giaccamo Pizzollati发现的镜像神经元证明了人类在生理构造上已然做好了利他、同情的准备。这从某种意义上与孟子所谓“仁之端”在于“孺子追井”的“恻隐之心”是如出一辙的。所以其实良知就是人的积极天性,这代表着帮助、安慰、分享、合作等人类积极情感。彭凯平教授举例提出了诸多提升同理心的中华文化训练方法,比如文学欣赏、艺术欣赏、变通训练、辩证思维、换位思维、助推训练、正念练习等。

对于“至善”,彭凯平教授认为这就是戒律修炼。孔子认为成为君子需要“三戒”,而这便是心理学中的“延迟满足”和“自我调控”。延迟满足在Walter Mischel的研究中被发现与教育结果和心理适应能力相关。彭凯平教授指出,在积极心理学的中国实践中,体育锻炼、自我挑战、立志、休息、选择、幸福都是自我调节心力的训练之道。彭凯平教授用大学之道来阐释至善之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所谓“知行合一”具有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科学基础。人类行为与认知的一致性并不单是形而上式的悬设,其更是在实验层面发现的规律。这一点在彭凯平教授和喻丰教授2011和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实验伦理学》以及《道德的心理物理学》中有很好的理论思考,彭凯平教授和喻丰教授在道德的软硬、黑白、香臭等隐喻方面做过深入探究。彭凯平教授认为,情绪调节是身体性的、具身的,因此他提出情绪调节的“八正法”,即呼吸、闻香、抚摸、抬头、微笑、专念、倾述、运动。

第四是“慧眼禅心”,彭凯平教授引用诺贝尔奖得主David Hubel和Torsten Weisel对于视觉大脑皮层的加工结构的研究说明人类视觉和真实世界发生之间的区别。他引导大家克服无意视盲,看到平常心理状态下看不见的东西,此即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天堂。由此彭凯平教授谈到了艺术欣赏的疗愈作用,他引用罗曼·罗兰的话说,“艺术的伟大意义,基本上在于它能显示人的真正感情,内心生活的奥秘和热情的世界”。

最后,彭凯平教授强调了中国文化中“境随心转”的积极心理学内涵,其认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心”会受到“境”的影响,“境”同样会接受“心”的改造。所谓“境”不仅仅是客观的、外在的环境,更多指的是,人的处境、遭遇、境遇,是经过主观能动的个体在认知中改造过的“境”。而“心”也并非静止的、受动的感知器官,其是人能动性、主动性、力量的体现,是活生生、活泼泼的心理过程。彭凯平教授引用喻丰教授的解释“境由心来、境由心选、境由心定、境由心生、境由心造、境由心灭”,强调心态对环境和境遇的影响。这印证了陶渊明的著名诗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意涵。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彭凯平教授阐述了积极心理学本土化的意义,他从Karl Jaspers和Martin Seligman的两版本“轴心时代”理论谈起,论述了其对中国积极心理学本土化的时代使命的认识。Jaspers认为,人类文明几乎全部诞生于公元前600-公元前300年间的“轴心时代”,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柏拉图、《旧约圣经》均活跃或成书于这一时间段,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文化井喷的黄金时代。而积极心理学之父Seligman教授在2019年的第六届世界积极心理学大会上提出,人类或许即将进入一个以“创造幸福”、“集体主义”、“未来导向”为主线的第二轴心时代,而积极心理学可以,也应当为此做出更大的理论贡献。

彭凯平教授认为,积极心理学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横空出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选择,是科学发展的前沿阵地,是人类命运走向共同的集体意识。下一个时代,人类与思想将从被动到主动,从服从从众到引领,从强调差异性到强调共同体,这些都是积极心理学的用武之地。他鼓舞在座的各位向引领第一个“轴心时代”的中华先辈学习,在第二个“轴心时代”不甘人后、大步向前,鼓励青年学者做年轻的中国、做未来的中国,承担积极心理学本土化的历史责任。

最后,在谈及对人工智能的见解时,彭凯平教授认为发展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在标准测试上全面超越了人类,在死记硬背上埋头苦干已不再是时代进步的方向。他指出,在工业时代,“动手”的人是时代的主人。在信息时代,“动脑”的人是时代的主人。在人工智能时代,“动心”(心情、心态、心智)的人是时代的主人。他提出在人工智能时代,美感、幸福感、意义感、创造力、道德感和同理心才是最为重要的人类品质。

积极心理学、心理学应当发挥出引领作用,让更多人惠普于此,让更广大的世界同胞能够在未来时代生活得更加幸福。这也恰恰印证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交流互动环节中,彭凯平教授就第一位提问者提出的“虎溪三笑”与轴心理论的相似之处表示了赞同。他还就青年教师如何克服焦虑给予了建议,强调社会比较和竞争是焦虑的主要原因,倡导学习情绪调节方法、自我慈悲、融入集体以及及时选择和更换环境。

本次讲座不仅深入剖析了积极心理学本土化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还激发了现场听众对未来心理学发展的深度思考与广泛讨论。会后大家簇拥到彭凯平教授身边热情提问、交流、签名、合照,讲座在热烈而快乐的气氛中结束,观众们无不意犹未尽。

彭凯平教授简介

彭凯平教授,心理学家,现为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首任系主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积极心理联合会(IPPA)以及国际积极教育联盟(IPEN)中国理事,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曾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彭凯平教授的研究方向为积极心理学、社会文化心理学。他至今在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st、Psychological Review、《中国社会科学》《心理学报》等杂志上发表450多篇学术期刊论文,出版15部中英文著作,论文引用量两万五千余次;自2015年起,连续10年入选爱思唯尔(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心理学家榜单”。其文化与认知理论深刻影响了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心理研究,并被几乎所有的文化心理学教科书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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