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讲坛第161讲

时间：2017年1月5日（周四）下午15:00

地点：新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主讲人：信广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教授

主题：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儒学的哲学研究如何可能

主讲人介绍：

信广来，生于香港。1986年于美国史丹福大学博士毕业后，信广来教授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2004年获聘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与东亚研究教授，兼任该校副校长以及士嘉堡分校校长，成为该校有史以来首位华裔校长；2007年回港加入香港中文大学，专研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研究，任该校哲学讲座教授以及冼为坚中国文化讲座教授，并同时担任新亚书院院长；2014年重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信广来教授出版有《孟子与早期中国思想》等儒家伦理学专著，发表有《中国思想的哲学研究》、《儒家思想中的纯洁和与沉静(英文)》、《<论语>中的仁与礼》等多篇学术论文。

信广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

——儒学的哲学研究如何可能

信广来教授的讲座围绕“中国是否有哲学？（Is there philosophy in China）”或“是否存在中国哲学（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这个近代以来长期聚讼不已的问题展开。在信教授看来，我们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实际上并不重要。信教授首先回顾了胡适、冯友兰、劳思光与唐君毅四位中国20世纪哲学史家对“哲学”的定义。在信教授看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这两大张力已经出现在四位前辈学者的论述中。事实上，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有着三大目标：第一、古今贯通，使传统思想研究与现代相联结；第二、中西会通，使中国思想参与西方哲学讨论并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于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中如其所是地还原与展现中国传统思想。但是，在达成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明显存在以上两种张力：首先，我们在传统思想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还原其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并阐述其现代价值，二者之间实难两全；其次，如若要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体系发生关联，则无法忠实还原传统思想的原貌。这正是我们所应当关注的重点所在。

信教授认为，我们不要直接对“中国是否有哲学”进行回应，原因有二：首先，这一问题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哲学”这一语汇。而从这一路向出发，则会使得问题本身沦为一个关于“哲学”定义的术语学的问题，但这并非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也绝非我们的本意。如果我们能够完成上述三个目标，“中国哲学是否存在”或“中国是否有哲学”这一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就无关紧要了；其次，如果我们想直接为这一问题提供答案，则会陷入将中西思想中的概念进行牵强比附的泥淖，而这一倾向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比比皆是，如研究如下的问题：墨子是否是密尔（John Stuart Mill）一般的功利主义者？孔子思想与亚里士多德、康德思想中的诸多概念是否存在差异等，却没有人反过来问“密尔的功利主义是否是墨家思想”之类的问题。这种现象被信教授称之为“令人困惑的不对称性”（Perplexing Asymmetry）。信教授指出，唐君毅先生早就已经洞察到这一倾向的问题所在。因此，我们应当尽量避免用西方哲学的框架和概念来嵌套中国思想中的概念，如果我们强行使用这种方式，则会造成我们丧失对自身传统遗产的正确认识，乃致以西方思想为标准而轻视自身传统遗产。

随后，信教授介绍了如何展开“儒学思想的哲学研究”的方法。他认为，儒学思想中所具有的深刻洞见，具有跨文化和跨时空的特征，这就使得我们在以古今贯通、中西交汇为目标的儒学思想研究中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但这些深刻洞见植根于身处当今社会的我们所不了解的文化传统中，这就要求我们要如其所是地对其进行还原和考察。而在此研究过程中，要始终避免以我们今日所熟知的范畴框架比附传统概念，与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以西学范畴嵌套中国思想范畴的误区。为此，在儒学研究中若要试图避免这些误区，可从以下步骤出发：

第一、以把握典籍中的思想为目标的文本分析，亦即对经典加以文献学与类似训诂、考据等方法的研究；第二、理解儒家先贤文本思想中与其生命体验相关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同我们与先贤生命经历相契合的部分联系起来，如唐君毅先生所言“体证”、“实践”，朱子所言“切己体认”等功夫即是。这一步骤旨在为我们引申出先贤思想中的智慧洞见。以上两个步骤保证了我们能够理解儒学思想的原初意义，并发掘其独特内涵；第三、在今日哲学话语体系中对这些洞见予以反思重构，这一步骤是建立在萃取文本分析与引申阐释所得出的成果基础之上的。接着，信广来教授以“义”、“怒”、“命”等儒家传统经典语辞的研究为例，对文本分析、引申阐述以及哲学建构如何应用于儒家思想研究予以详细说明。

最后，信教授总结道：我们不应试图将儒家思想强行嵌套进入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中进行研究，这样无异于削足适履。而文本解读、引申阐述以及哲学建构这三个步骤能够为弥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提供有效的解决路径：在将我们的前见控制在最低限度的前提下，对文本进行解读、还原，然后，在忠实于思想原貌的前提下，将古圣贤的思想中与我们当下生命经验相契合的内容予以引申诠释，最后在这两者基础上进行哲学的建构，这一过程将成为避免以今视昔而扭曲传统思想的问题的重要路径；而在解决中国与西方的张力方面，我们应从对关键概念的分析、对经典文献的细致研究以及将先贤思想定位于他们的生命体验与历史背景入手。而具体研究进程的制定，也应当取决于中国思想者所关切的重点本身，而非将西方哲学进程强加于其上；在传统智慧洞见的表达方面，要通过日常、平实的语言而非套用西方哲学思想的范畴与框架。因此，“中国是否有哲学”或“中国哲学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答案便已无关宏旨。作为当代学人，我们期待在未来的儒学思想研究中能够扭转将西方哲学进程与概念框架作为标准衡量中国传统思想的尺度的倾向，使先贤思想中极具特色的智慧与洞见摆脱西方哲学语汇的羁锁而得到清晰明确的表达。如唐君毅先生所言，我们应当以自信自守、自尊自重的态度对待自身传统文化，坚信中国传统的灵根自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