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晚，武汉大学珞珈讲坛第230讲在樱顶老图书馆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刘跃进教授应邀开讲。刘跃进教授以“文学史为什么选择了杜甫”为题，与我校师生分享了自己关于杜甫诗歌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的再思考。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教授为其颁赠珞珈讲坛纪念牌，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涂险峰教授主持讲座。

刘跃进教授首先梳理了杜甫诗歌史地位的确立过程。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八世纪中叶，又是这个黄金时代最耀眼的篇章，以李白、杜甫为杰出代表的众多一流诗人，相继登上诗坛。相比生前便名满天下的李白，杜甫则不为世人所重。杜甫死后四十三年，元稹为其做墓志铭，赞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专”，给予极高的评价。至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高”第一次将李杜并称，到晚唐孟棨《本事诗》称杜诗为“诗史”，再至明代杨慎首次使用了“诗圣”概念，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提升，并最终确立了其崇高地位。

结合杜甫的生平与创作，刘跃进教授从“杜甫的自信与自卑”“杜甫的沉郁与顿挫”“杜甫的漂泊与流亡”三个方面揭示了杜甫之所以被经典化的原因。杜甫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这与其远祖的武功儒术、祖父的文学传统、皇室的姻亲血脉、盛唐的豪迈自信息息相关。杜甫十四五岁时开始“出游翰墨场”。近十年的壮游过程中，杜甫由最初“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踌躇满志，转变为科举不顺后“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落魄自卑。杜甫在长安蹉跎十年，始终未能得志，这使他的诗风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刘跃进教授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例，具体说明了令文人们又爱又恨的长安给杜甫创作带来的改变。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人生进入“漂泊与流亡”的状态。从写自己离别感受的《羌村》《北征》，到写达官权贵丧乱的《哀江头》《哀王孙》，再至写百姓战乱之痛的“三吏”“三别”，战乱中的离别体验成为杜甫诗作的重要题材。离开长安后，杜甫漂泊十年，在陇南、成都间辗转。回归家乡代替政治抱负成为了杜甫最迫切的愿望，他的心态也随之变化，《绝句》《秋兴》《登岳阳楼》等诗皆是这个阶段的作品。而杜甫最终也没能到家，他的生命结束在归家途中的湘江小船上。

在对杜甫的经历和作品重新了解的基础上，刘跃进教授总结了杜甫的文学思想和杜诗的历史价值。杜甫推崇如庾信一般的“凌云健笔、意绪纵横”，肯定如屈原、宋玉一样的深情，恪守格律，对前贤有所继承、有所创新。考察杜甫诗作的经典化过程，可以得出结论：文学不能离开时代，文学不能离开人民，文学理应表现崇高。

“文学理应表现崇高”的观点得到了听众们的积极回应，中国的悲剧如何定义、杜甫怎样继承了建安风骨也成为互动环节中的交流话题。刘跃进教授的讲座既充满诗性的浪漫，也饱含对现实社会的关照。一场关于杜甫的讲座带来的不只是文学学科的知识，从中展现的杜甫和主讲人共有的家国情怀、人文关怀更使到场师生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