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上飙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的阶级，经过28年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这28的奋斗历程中，武汉大学作为其中的一员，以实际行动为党的发展壮大及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为国共两次合作作出了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为1924-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第二次为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两次合作中，武汉大学都有革命活动的身影。

（一）对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贡献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议正式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合作建立后，广东革命政府从南向北打响了反帝反封的北伐战争。1926年9月，北伐军到达武汉。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927年2月2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武昌办公。直到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联合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以及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均有建树。共产党人利用这一革命的大好时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

当时的国民政府大力整顿和改革教育事业，注意培训和提高师资。此时的武汉大学名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亦称第二中山大学），是武汉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当时的国立商科大学、国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文华大学等学校与国立武昌大学合并组建而成，也是武大历史上三次大分合中的第一次。改组后的学校有一批共产党员进入，他们一边从事教学，一边进行革命活动。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出席过中共一大的5位代表。他们是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当时，董必武、陈潭秋为学校政治训练委员会会员，董必武、李汉俊、周佛海为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李达为教员。下面对其中一些人物的革命活动进行具体阐述：

1.董必武的革命活动

为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董必武积极投身到大革命的潮流之中。1927年3月20日，董必武、钱亦石等在学校举行演讲。董必武作党务报告，题目为：“此次中央全体会议的经过及决议案”。这个时期，正是蒋介石右翼势力准备分裂统一战线的时候，学校在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同蒋介石为首的右翼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7年4月16日，在他和陈潭秋的支持下，学校的山东籍学生与武汉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一道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强烈要求改组由右派把持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撤换山东省党务特派员王乐平。23日，学校的学生还参加了武汉各界民众在武昌阅马场举行的30万人的讨蒋大会。

由于学校的革命基础较好，在革命的紧急关头，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原武昌高师附小的小礼堂旧址召开。董必武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同盟军、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等一系列革命的根本问题。

董必武此时还兼任湖北省委的工作，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力排右派机会主义的干扰，积极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武装起来，保卫革命。1927年6月22-26日，董必武召开湖北省市县联合会议，在会上他指出：目前中国革命的出路就是要打倒蒋介石，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农工政策。

2.陈潭秋的革命活动

1916年的秋天，陈潭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大前身）读预科，一年以后转为本科，入英语部学习，1919年6月毕业。在校学习时，他不仅读书勤奋刻苦而且十分活跃，与很多同学都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当时他与同校的章伯钧、朱光潜、钱亦石、杜佐周、沈刚伯、曾昭安、何定杰等都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在他的影响下，钱亦石、何定杰后来都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1919年6月毕业以后，他以学校为基地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底至1921年初，陈潭秋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兼任了武昌高师附属小学的教师。

陈潭秋就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时的合影

1921年7月，陈潭秋参加了党的“一大”，以后在社会上的活动更多了，但仍然十分重视附小的工作。在他的影响下，武昌高师附小有一批教员如钱亦石、张朗轩、江子麟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武汉地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当时，陈潭秋和董必武一道还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潭秋经过努力，把武昌高师等校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20多人吸收到团组织中来。这些团员有的不久加入了党组织，有的成为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骨干。

通过陈潭秋的努力，附小的毕业生有的考入附中，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年龄较大的）被送往广州黄埔军校学习，有的由党组织送往苏联学习。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伍修权就是这一时期由陈潭秋、张朗轩保送离开高师附小前往苏联的。

可以说，在陈潭秋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武昌高师附小是当时武汉地区培养革命青年的摇篮之一。当时党的许多重要会议在附小召开。1926年附小改为省立第一小学，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那里召开。董必武回忆武昌高师附小时说：“武昌高师附小有一个时期简直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这些都与陈潭秋的革命活动及影响分不开。

1927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原武昌高师附小召开

1926年国民政府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亦称第二中山大学），陈潭秋与董必武、钱亦石成为学校政治训练委员会委员，负责政治训练工作。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在当时被称为“红色学校”，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是进步力量的“机关总部”。这与陈潭秋等人的政治训练工作不无关系。

3.李汉俊的革命活动

李汉俊是中共建党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理论家之一。他在学校的时间比较长，以学校为主阵地发动的革命运动也多。

1922年，李汉俊离开上海回到武汉，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不久，他以武昌高师教授身份与董必武、陈潭秋等领导了轰动一时的女师学潮，迫使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今武汉第39中学）校长王式玉辞职。1923年1月30日，李汉俊带领武昌高师历史社会学系四名爱国学生和林育南、陈潭秋、施洋、林祥谦等，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组织参加了“二•七大罢工”。结果林祥谦等32名工人惨遭枪杀，李汉俊也由此遭军阀通缉。随后他北上到其兄李书城处避难。1923年秋，李汉俊又回到了武昌高师，继续担任历史社会学系的教授。李汉俊在武昌高师期间，专门开设了唯物史观这门课，成为我国高校第一个将唯物史观列为高校教材的教授。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李汉俊积极参与武汉地区的反帝爱国运动。汉口“六一惨案”爆发后，李汉俊倾其全力参加了围绕汉案交涉的各项活动，被湖北工团联系会议公推为“对汉案应提出条件”的审查委员。

1926年12月，成立武昌中山大学。李汉俊是筹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和校务委员。李汉俊非常重视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专门成立政治训练委员会，推选共产党员董必武、陈潭秋、钱介磐为委员。他还鼓励学生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武汉每一项重大政治活动，都可以看到武昌中山大学学生的身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全面清理和血腥屠杀，这时的李汉俊和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一道站在反蒋、反汪斗争的前哨。他根据中共董必武、李富春等人的意见，运用合法的地位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11月桂系军阀占领武汉，他和国民党一批要员，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了300多名共产党员，营救保护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后来，他又发动武昌中山大学的学生联络工人反对军阀统治，被以共产党“赤色分子”的罪名遭到通缉。12月17日下午5时，他与詹大悲在汉口日租界中街42号同时被捕，当晚9时，在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场被杀害，时年37岁。

4.学校其他教授们的革命活动

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共产党人的带领和影响下，学校有袁振英、何羽道、林可彝、陈望道等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冲锋陷阵，为了革命事业英勇奋斗，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袁振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1926年7月他从广州来到武汉，担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以讲台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何羽道，先后任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和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以上学校均为武大前身）经济学和法学教授。为了满足进步学生的要求，他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讲义并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受学生欢迎。他还将在武昌青石桥3号的公馆作为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处。董必武、陈潭秋、钱亦石、吴德峰等共产党革命家经常出入于他家，商讨、布置革命行动。共产党地方组织负责人魏人镜，长期将秘密文件和重要材料托他保管。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7年3月7日正式在武昌上课，何羽道受聘在农讲所教授经济学常识，为培养工农运动骨干力量作出了贡献。1928年1月4日，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作为烈士，胡耀邦同志亲笔题写了“何羽道烈士之墓”几个字。

林可彝，1927年1月来到武昌中山大学任教授，讲授《唯物史观》课程。同时他在董必武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此时，他悉心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培育革命青年，紧密配合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开展学生运动。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撰写了大量专论文章，宣传救国之道。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表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鼓吹社会革命学说、积极宣传俄国的新经济政策。1927年冬，他在武昌中山大学被捕，不久惨遭杀害，时年35岁。

陈望道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的翻译者。1927年2月，应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之约，担任学校教授。他利用这一讲堂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1927年初，李达受毛泽东之聘，在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9月下旬，他受李汉俊之邀来到武昌中山大学任教，把大学当作宣传革命真理的阵地，勇敢地向广大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联系实际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二）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战开始。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共产党1937年9月发布的国共合作宣言，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1937年11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武汉办公，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武汉成为事实上的“临时首都”，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此时的珞珈山成为共产党开展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成为共产党人联合南京国民政府协同抗日的重要场所。在这里召开过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举办过国民党军官训练团。许多国共两党要员都住珞珈山，郭沫若回忆说：那时陈诚、周公（周恩来）、黄琪翔和我，都住在珞珈山的武大教授宿舍里，我们要算是比邻，消息是比较灵通的，最高（蒋介石）有时候也住在这儿的官舍里。

在珞珈山上，共产党人通过演讲，动员青年同志投身到抗日的革命洪流之中。应武大师生的邀请，在抗战的初期，不少共产党人先后来到珞珈山上演讲，作抗日宣传。1937年10月，董必武就邀请周恩来、王明到武汉大学一起来作抗战形势报告，还邀请张爱萍、张经武、宋一平到武大举办的“抗日战争常识研究班”讲课。之后，董必武还两次来到武汉大学，在学生俱乐部作了题为《群众运动诸问题》和《怎样开展群众运动》的演讲。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学生俱乐部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为题进行了演讲。他说：我们中国的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重任。我们的青年要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区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从事救亡运动。1938年9月，在国共两党撤离武汉时，周恩来还演讲过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内容。1937年11月21日，前党的书记陈独秀也应王星拱校长之邀来珞珈山作过报告。王明也在文学院（现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大教室作过演讲。

1938年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共产党人在此举行抗战演讲的学生礼堂

共产党人还利用同国民党一起合作共事的机会，努力做好统战工作。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三个厅，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宣传动员工作。为方便工作，1938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向武汉大学要了三套房子，分给周恩来、黄琪翔、郭沫若居住。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住在珞珈山一区教工宿舍27号，郭沫若住在周恩来下面一排17号，黄琪翔住在301宿舍。

周恩来、邓颖超和郭沫若利用在珞珈山居住的有利时机，做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和统战工作。1938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就在珞珈山寓所，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一再感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使广大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希望他继续真实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会谈后他们还共进了午餐并合影留念。

1938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在武大珞珈山寓所接见美国记者斯诺

周恩来、黄琪翔、郭沫若负责和主抓的第三厅工作，不仅吸收了大量的民主人士，如武大教授民主人士范寿康就被任命为第三厅副厅长兼第七处处长，而且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征募和慰劳工作。在工作中，三位革命人士及其夫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黄琪翔的夫人曾回忆说：琪翔和恩来、沫若两同志不仅是同事，而且是芳邻，更便于彼此往来。颖超和恩来同志经常对抗战的形势和前途进行分析和讨论；琪翔亦力图与恩来同志密切合作，扩大团结抗战的影响。还经常和大革命时期的老友叶剑英、叶挺、郭沫若来往，对时局交换意见。这个时期，我和邓颖超、宋庆龄、李德全、史良几位大姐一起搞妇女的抗日救亡工作和儿童保育工作。组织了战时妇女救国委员会和儿童保育会，并把家属组织起来，搞一些支援前线和慰劳伤兵的活动；另外还开设了一个医务所，为军人和老百姓治病，每月的开支需要几千元，全靠社会募捐来维持。在这些活动中我得到邓颖超等几位大姐的引导和帮助。

1938年，周恩来、郭沫若在武大珞珈山住所与宣传抗战的各界人士合影

在珞珈山期间，周恩来还会见过不少国民党要员。1938年7月，李宗仁来到武汉，周恩来设宴款待他，畅谈团结抗战问题。

二、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革命干部

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武汉大学在培养大批国家建设人才的同时，也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革命家。

（一）学校早期培养的一批革命家

在党的初创及大革命时期，学校就培养了一批革命家。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同志，1919年6月毕业于学校英语部。毕业以后就在武汉与恽代英、林育南、董必武、李汉俊等一道从事革命活动。曾担任过中共湖北地委书记，中共江西、江苏、满洲、福建等省委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人民委员等职，1943年9月在新疆壮烈牺牲。

无产阶级革命家郭述申同志1922年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生物系，1926年毕业。毕业后在汉口、黄冈、应山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此后一直指导鄂东北、豫东南两地的革命工作。开展土地革命，组建红军。带领红二十五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抗战初期被派回湖北工作，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郭述申为书记。解放战争打响后，先后在东北从事革命工作，直到全国解放。1994年7月，郭老去世。

著名的中国革命军事家、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罗荣桓同志1927年4月到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伍修权也于1920年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小读书，后由在附小工作的陈潭秋保送到苏联学习，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曾任农工党第五、第六届中央主席，民盟第二届中央副主席，全国第二届政协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的章伯钧，也是武大的学生，他于1919年毕业于国立武昌高师英语部。

（二）20世纪30年代培养的一批革命家

20世纪30年代，学校在国立化大学建设的过程中日益发展壮大，但在挽救民族危亡和反对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批革命家。他们有刘西尧、李锐、朱九思等。

刘西尧（1916～2013.08.24），男，原名刘锡尧，祖籍湖南长沙，生于成都。1934年进入武汉大学读书，其间加入武汉秘密学联，参加组织武汉大学青年救国团，先后任总务干事、组织干事。193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在湖北黄冈、鄂东、鄂豫边区等地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后，历任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教育部部长，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因病2013年8月24日在武汉同济医院逝世，享年97岁。

李锐（1917.4.13-2019.2.16），男，原名李厚生，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1937年2月入党，赴延安投身革命。解放后，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国家能源局水电总局局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等职。

朱九思（1916.2.20—2015.6.13），男，江苏扬州人，1936年，入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学习，第二年转入外语系学习。1936年10月，被吸收进“武大青年救国团”，同年11月至12月，“武大学生救国会”成立，朱九思被选为理事；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执教，1946年任《冀热辽日报》总编辑。解放后，历任湖南省教育厅常务副厅长、华中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文教部副部长等职。2015年6月13日18时09分逝世，享年100岁。

聂之俊（1916—1939），字明德，笔名焉之。江西省清江县人。1935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在校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进步活动。1937年7月，到应城汤池参加陶铸主办的第一期农村合作事业训练班学习，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被党组织派往竹溪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被国民党逮捕。1939年1月22日，被秘密杀害，时年23岁。

潘基礩（1914.12.29-2011.4.26），湖南省宁乡县人，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土木系。我国著名城建专家。1938年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参加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建筑处工作。1949年7月,在湖南地下党的支持下,为保护省会城市的工矿企业、公用设施和房屋住宅作出了贡献。长沙和平解放后,他被任命为长沙市城建局局长。新中国建立后,他选择城市规划与建设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汤钦训，出生于湖南衡山，13岁时到武汉读书，1935年在武大与同学李锐、朱九思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由同学刘西尧介绍入党。曾参与组建延安中国自然科学研究院，担任延安兵工厂厂长，1946年随陈云进驻东北，曾任哈尔宾飞机厂厂长兼总工程师、航空工业部科技局局长等职，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之一。

郭佩珊（1912-1985），河北定县人。1930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33年入党。后因疏散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1935年，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是武汉大学救国会主要负责人之一。1937年9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武汉大学党支部组织委员，后兼任中共湖北省省委农委组织委员。1938年，根据董必武的指示，考入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1941年进入昆明空军第十飞机修理厂。解放后，历任西南区空军工程部部长、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任副所长兼党委书记等职。

谢文耀，1913年生，湖北汉川人。1936年参与成立了“武大青年救国团”，并成为负责人之一，还秘密创办了油印刊物《武汉学联》。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武汉大学支部负责人。1938年赴洪湖地区从事革命工作，曾任鄂豫边区天汉地委宣传部长职务。1939年任《七七报》总编辑，后任《七七日报》副社长、新华社中原野战分社副社长。1948年2月，被“还乡团”杀害，牺牲时年仅34岁。

与此同时，参加革命的还有萧松年、潘乃斌、李声簧、曹诚一、钱祝华等一批革命家。

（三）20世纪40年代培养的一批革命家

40年代又产生了一批革命家，他们是陈尚文、曹诚一、张是我、李昌瀛、王梦兰、王尔杰、钱祝华(钱闻)、余有麟(余明)、魏琼、庄惠霖、陈庆纹(李伯悌)、杨敏哲(杨维哲)等。

陈尚文是机械系学生，曹诚一是农学院女生。1938年6月，陈尚文、曹诚一等4人，组建了武汉大学党小组，成为乐山地区重建党组织时的第一个党小组。8月，共产党员余有麟(余明)顺利地考入了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系。经中共嘉属工作委员会批准，余有麟成为武大在乐山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2月下句，乐山城区党员发展到50多名。按当时的规定，党员在30人以上，可以成立县委。中共乐山县委成立，武大支部改成武大特别支部。武大特支建立后，根据原来的党小组设置，建立了3个支部。理工学院党支部、书记由魏琼、庄惠霖先后担任；文法学院党支部书记由李昌瀛、张是我先后担任；女生党支部，书记由陈庆纹(即李伯悌)、杨敏哲(即杨维哲)、王梦兰先后担任。1939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钱祝华(钱闻)到武大。钱原是武大的学生。同年8月，他又从延安到重庆，等待新任务。9月，经中共乐山中心县委与武大特別支部的周密安排，钱祝华进入武大复读。接替了余有麟在武大的工作。当时，武大内有中共党员30多人。钱祝华担任中共乐山中心县委学委。这些革命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投入到反蒋的大潮之中，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些革命者中，陆兰秀革命立场非常坚定，命运也最为坎坷。陆兰秀，女，1917年出生于苏州，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40年4月，在武汉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女生支部书记。以后两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每次都坚贞不屈，拒绝填写自首书。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1946年6月，在“下关惨案”中被捕，遭受国民党特务毒打致伤，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直接关怀。1948年参加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情报处的工作，获取大量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南京作出贡献。1949年开国大典时作为对建国有功者被应邀参加观礼。解放后，先后在煤炭工业部、全国科协等单位任职，1965年调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至死，1982年平反昭雪。

三、紧跟时代潮流成为革命中的一份子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武汉大学都紧跟时代发展的脉搏，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特别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的革命活动尤为突出。

建党前，学校就不断有学生参与革命活动。1900年11月，为反对俄国控制我国东北，学校的学生就举行了一次反帝运动，要求对俄宣战。1903年又与两湖高等学堂的学生一道，响应京师大学堂的号召，掀起了全国性的拒俄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校多次组织学生开展罢课、游行、讲演等活动，6月1日决定与文华、中华等大学的学生实行总罢课，结果遭到统治湖北的反动军阀王占元军警的镇压，学生陈开泰等数人被刺伤，造成学校历史上的东厂口“六一”惨案。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学校又一次掀起了学潮。1921年10月1日，学校师生200多人组成请愿团赴京，要求教育部提请国务会议解决长期拖欠学校经费之事。迫于压力，政府被迫表示按月发放常年经费。此次运动为武汉党团组织如何领导湖北学潮取得了成功的经验。1925年学校正式成立了党支部，何子述任书记。党组织建立后，立即为大革命鼓与呼、为第一次国共合作鼓与呼，如经常组织群众、学生会组织学习革命理论，开设平民学校等。1926年“三一八”惨案事件后，党组织领导学校师生开展了声援活动，为牺牲的同学举行追悼会，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的段祺瑞北京执政府的黑暗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活动一度转入低潮。但党的影响一直在不断的扩大和深化。国立武汉大学建立后，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珞珈山上迎来了越来越多的主人，有很多是思想进步的活跃分子，如李厚生、石秀夫（刘清）、谢文耀、刘西尧、钱祝华、叶君健、李升震、潘基礩、徐会云、鲍光宗、林祥威、胡以群等，尤以工学院的学生居多。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反日大游行。武汉大学立即沸腾了起来。19日，李厚生公布了一封从北平寄来的报道学生运动的信，同学们聚集到图书馆门前，议论纷纷，要求罢课游行示威。20日决定在武汉三镇同时游行。魏泽同、李升震、李厚生、汤钦训、王前、林祥威、钟卓等领导武大的学生，同武汉市区高中以上的进步学生举行了三镇大游行。当武大的学生出现时，立即声威大振，让游行的学生倍感鼓舞。1936年9月，由这些进步学生领导发起的武大青年救国团在化学系大试验室宣告成立。青年救国团成立后，积极开展了争取团结一切爱国者的斗争。利用寒假深入到豹子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到街道口开办工人夜校。这些活动都为武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群众、思想和组织基础。

1937年10月，何伟、陶铸等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到武大，宣布中共武大支部成立，李声簧任支书、谢文耀任宣传委员、郭佩珊任组织委员。当时党员有：刘西尧、石秀夫、潘乃斌、周继颐、朱九思、汤钦训、李升震、冯有申、林守正、肖松年、魏泽同、陈尚文、庄慧霖、冯珍、刘慈凯、韦臻一、翁盛光等。党支部的任务是学习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党的组织，团结和发展进步势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发动群众到农村、工厂、军队和抗日前线宣传、慰问。他们深入到汉阳兵工厂、黄石港矿区作过宣传，到陶铸主办的应城汤池训练班、方毅主办的黄安（今红安）训练班学习过，周继颐、汤钦训、朱九思入党后就去了延安学习。

1938年，学校西迁乐山后，党的活动扩展到峨眉山下、大渡河边。12月，中共武大特支建立，下设理工、文法和女生三个党支部。党组织建立后，领导了群众性团体“抗日问题研究会”的活动，通过墙报、歌咏、话剧等形式进行抗战宣传。领导和参与了“岷江读书社”学生进步社团的活动，通过引导学生读《新民主主义论》、《资本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输送了党员和进步学生到乐山周边、重庆的秀山以及中原地区从事革命斗争。

1946年，武大复员珞珈山，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又重回武大。在武大党组织的领导下，武大的学生运动向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1946年12月24日，北大发生“沈崇事件”，1947年1月5日武大爱国民主力量进行了返回后的第一次大展示，联合武汉市的几个大专院校游行示威，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1947年5月20日，全国掀起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活动。22日，武大的学生走出校门进行了声援活动，并且准备在6月2日举行更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结果学生在6月1日凌晨，遭到了国民党的镇压。黄鸣岗、王志德、陈如丰三位同学被枪杀，10余位同学和职工被击伤，20几位教授、学生、职工被逮捕，造成震惊中外的珞珈山“六一”惨案。案发后，共产党员王尔杰等召开会议，提出了严惩凶手、撤查程潜、立即释放被捕师生、公葬死难同学、抚恤死者家属、赔偿学校一切损失、保证今后不许军警特宪进入学校非法捕人等一系列要求。6月7日，学校师生在宋卿体育馆为三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并进行了出殡大游行。

1947年6月2日，武大学生发表屠杀学生惨案宣言

1948年7月，武大党支部发展了许多党员，正式成立了党总支委员会，下设文、法、理、工四个分支部。至解放前夕，有党员近90人，外围组织成员200多人，武大成为武汉城区党员最多、民主努力最强大的革命堡垒，被人们誉为武汉的“小解放区”。此时，针对国民党的两次大逮捕，党组织展开了积极而有成效的营救工作，最后迫使国民党武汉特种刑事法庭不得不释放被捕的18名所谓“匪谍嫌疑分子”。1949年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针对国民党要求迁校的举动，武大党支部根据市委的指示和部署，提出了“团结应变，保校保产，反搬迁、反破坏、反迫害”的口号和任务，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登记校产、迎接解放、准备接管等工作。

（编辑：肖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