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2日，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颁奖会在京召开。武汉大学设立分会场，学校和相关部门、院系领导，部分获奖代表出席会议。会上，历史学院教授陈伟以“专注简牍文献整理与研究 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为题作交流发言，全文如下。

《秦简牍合集》（1-4卷）获奖，我心中充满感激之情。我必须感谢课题组十多位专家，用五年多时间协作攻关，完成这套难度相当大的书。我还应感谢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的大力支持，感谢夏含夷、马克、工藤元男等外国同行在资料、设备方面的慷慨援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如同杜牧诗句显示的那样，鉴古知今可以说是人类的普遍情结。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把考古和历史研究提升到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号召古文字学者“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长期从事“冷门”绝学的历史学人，我们深受鼓舞，更感重责在肩。

中国古代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就考古发现所见，简牍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以至魏晋时期。大致上承甲骨文和金文，下启纸质的写本和刻本文献，在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脉络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学术价值。从20世纪初至今，已发现200多批，总数超过30万枚，内容包括法律文献、公私文书、文化典籍和卜筮、丧葬记录，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社会、文化、思想、科技等众多领域，成为中国出土文献中的重要门类、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这些珍贵而丰富的原始资料，可以大幅度补充《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的不足，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战国秦汉时期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场景，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为可靠的历史经验和启迪。

与甲骨文、金文相比，简牍的材料容易获得，制作和书写简便，并且可以编连成册，承载卷帙浩繁的文献。不过，用竹片、木板做成的简牍容易损坏，墨迹容易脱落，编连简册的绳索出土时大都腐朽无存。这使简牍的整理异常艰难，必须通过释字、断读、缀合、编连等多个环节的缜密考订和反复推敲，才能在文本复原和内涵解读上，逐渐贴近古人书写的真相。

《秦简牍合集》（1-4卷）是对上世纪出土、并已陆续刊布的7种秦简牍进行系统再整理的成果。该工作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08JZD0036）的支持，武汉大学在办公用房、校外专家驻校工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保障。通过文博部门的帮助，我们收集到各批简牍的各种早期照片和底片，并利用芝加哥大学赠送的数字红外相机，新拍摄两千多枚简牍影像。依托这些基本资料，在系统梳理、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通过独立钻研和相互切磋，改进缀合、编连近百处，对数百个简牍文字做出较有把握的释读或提出新释的可能性，在辞义考释和内涵探究上也提出较多言之有据的新见解。

《秦简牍合集》（1-4卷）出版后，得到国内外同行高度重视和广泛引述，被认为是7批秦简牍著录目前最为可靠、便用的版本，“为简牍的再整理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01）。马克教授在欧洲著名汉学期刊《通报》发表书评指出：“前所未有的高清晰照片、在缀合编连调整及文字隶定上无可争辩的大步进展及具有非常高参考价值的注释。陈伟教授及其主持的整理小组首次对跨越相当长时期的秦简牍做了综合研究，相当程度地提高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也体现了该领域的勃勃生机。”（T'oungPao102, 1-3, 2016）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贺信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八部门在近期联合发文，启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作为工程的参与单位，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正在主持实施云梦睡虎地汉简整理研究和荆州胡家草场汉简整理研究这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两批新出土的西汉早期简牍包含大批律令、文书、典籍、历法和医药文献，十分珍贵。我们将不负使命，勤勉工作，把这些重要简牍的整理成果做成学术精品，为保护古代文化遗产、深化历史研究，为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编辑：付晓歌、相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