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之于经济管理学科意义何在？

“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我们是否足够重视社会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思想汇聚之地共同探讨经济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与借鉴

武大经管携手中国经济史学会外国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于8月30日在武汉大学举办了“2019中国经济史学会外国经济史年会”。

年会以“近代以来的世界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与借鉴”为主题，邀请到武大经管副院长余振教授、外国经济史学会会长李毅研究员致开幕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倪月菊研究员主持。

来自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西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北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的38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会议由武大经管经济系刁莉副教授召集。

经济史对于经管学科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余振教授就外国经济史的学科发展传承、外经史与经济与管理学院老前辈的渊源，以及外经史与自己学习科研三方面分享了自己的看法：经济史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能够鉴古知今；也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经济史对于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前学科发展、未来学科建设有重要作用，一个好的理论经济学重点学科一定要有经济史这个专业。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两个学科对于武大经管建设双一流学科具有重要意义；还讲述了本院世界经济系老前辈郭吴新教授等对外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研究与贡献；同时强调大视野、大历史、大数据是未来学科发展建设的重要方向。

年会源起——

外国经济史学会的发展历程

外经济史学会会长李毅研究员介绍了外经史学会的发展历程的三个阶段、学会研讨会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未来外经史学会发展的重点和目标。

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宋则行、樊亢、郭吴新等一批教授对于外经史学科形成、发展及学科建设的重要作用；第二个阶段陈继勇教授、韩毅教授、马颖教授、高德步教授、韩琦教授、林珏教授等一批学者对学科建设、教材编著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编著了一系列外经史教材；第三个阶段倪月菊研究员、王珏教授、刁莉副教授、雷鸣副教授等一批青年学者对于外经史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外经史学术研讨会机制始于2005年，两年举办一届，在科研提升、学科建设、加强学术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外经史学科在人才培养、新方法推广（比较制度分析、量化历史研究方法）取得了一定成果，各地各单位以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更加频繁，通过相关学术期刊、网络媒体平台发表和分享学术研究成果，提升了外经史学科的影响力。

同时李毅研究员表示：新时期提高教学研究质量和学术水平任重道远，需要各位学者更加踏实地做出创新性的研究，与国际国内同行更多进行学术交流，不断举办开放式研讨会，将学术研究作为一项事业与改革开放以及国家建设紧密结合。

“中美经贸摩擦”——

必须从战略、战术和博弈的

层面上做好充分应对

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研究所陈继勇教授，就目前备受关注“中美经贸摩擦”出发，从更长远的视角出发，总结分析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与启示，近两年来中贸经贸领域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具有异质性但也有其历史必然性，陈继勇教授从历史演进、政治经济变迁、国际关系演变的角度就以下四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从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演变看这次中美经贸摩擦背景的复杂性；从美国对中国经贸摩擦的内容看中美经贸领域的全面性；从美国对这次中国经贸摩擦发生后围追堵截看中美经贸摩擦形势的严峻性；从中美经贸摩擦的常态化看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

陈教授指出自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中美经贸关系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频繁的贸易摩擦就是典型案例。根据不同的战略目的，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手段、形式和涉及行业会有所不同。特别是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实施“全球收缩、美国优先”战略，以巨额货物贸易逆差和不公平贸易为由，挑起中美贸易摩擦。

以史为鉴知兴替，为了更好的应对此次中美贸易摩擦，陈教授对40年来美国对中国发起历次贸易摩擦的背景、成因、特点和涉及行业做了细致的分类与分析。总体而言，历次贸易摩擦均由美国主动挑起，中国则在坚守自己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目前美国决策层整体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由原来的“接触为主”转变为“遏制为主”，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是作为老牌守成大国的美国与迅速崛起的中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在经贸领域的反映，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广泛性特点，中国必须从战略、战术和博弈的层面上做好充分应对。

文化传统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韩毅教授运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进行中外比较，系统梳理和总结了自己多年对于文化传统、约束机制和契约履行方面的研究。

首先对文化传统、约束机制、契约履行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受到了学界更多的关注，对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概念进行界定和概述，文化传统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具有极强的继承性和传承性，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传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传统影响经济绩效的机理主要通过宏观和微观两种途径实现，在宏观上文化传统会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微观上文化传统影响塑造了社会成员的特定的价值观和文化信仰。

韩教授侧重于从微观视角进行分析，将约束机制分类为自律、互律、集体他律、国家他律四种约束机制；其次对艾夫纳·格瑞夫契约履行以及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介绍了格瑞夫以热那亚与马格里布为案例所进行的历史制度比较分析，文化传统导致二者对于制度和约束机制进行了不同选择，及对于经济短期和长期发展所产生的差异影响。

韩教授通过中国本土晋商的案例检验了文化传统、约束机制与契约履行的运行机制和实际影响，指出儒家社群主义文化在晋商文化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引入自律和互律双重约束机制进一步深入分析晋商朋合制和合伙制的转变与发展；最后韩教授梳理了文化传统对经济的影响路径和注意问题。

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

是否一定会成功？

马颖教授结合自己对于发展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的研究经历，探讨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

“近代对外开放的欧美国家大多取得了成功，而东亚地区只有亚洲四小龙获得了成功”，系统总结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从外向型模式、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在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指出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确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的主导地位。

马老师风趣的结合自己在欧美国家的访问经历，以“芭比娃娃”的案例强调了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性。马老师也指出要建立实现这种转变需要一个成熟的资本包括鼓励创新的制度架构，包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研发体系，以及和技术密集型相配套的支撑体系。目前中国缺乏一个与技术创新相配套的完善的制度架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在激励机制和创新需求方法需要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基础研究没有得到相应重视，研究积累未能引发技术发明高潮。马老师也殷切的指出，中国进入了对外开放新阶段，我们走出去了，走出去遇到困难不要畏惧，要勇于去解决，冷静对待，中国一定能够成功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本次年会分为三个议题。

议题一：近代以来的世界产业及政策制度变迁

主要涵盖了近现代中外产业发展、企业变迁、土地制度等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毅研究员从国际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中日比较，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探讨了日本纤维产业和东丽公司的长期发展变迁轨迹，以及泡沫经济后的转型升级过程，探讨了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认为作为后起的工业大国，中国需要在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实践中学习与认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切实重视传统产业的改造这一发展的薄弱环节，从根本上激发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的本源性创新自觉与创新动力，以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

沈阳师范大学张兵副教授立足长期视角，评论和探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有企业制度变迁。

西南大学赵国壮副教授运用丰富的中外史料，探讨了近代东亚地区甜菜制糖业的发展，甜菜制糖在近代属于新兴产业，兴起于欧洲，在东亚各国政府的扶持下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走完了欧洲甜菜制糖业近150年的发展路程，同时，作为甘蔗制糖业的重要竞争者，它既是东亚糖业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在东亚地缘政治经济新格局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王涛副教授同样从中日比较出发，两国在战后均通过土地改革建立了“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生产体制。但是此后，两国的发展模式出现了差异，不同的政策取向导致了两国农地规模经营出现了差异，中国农业规模经营明显弱于日本，但是日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距离，虽然目前有土地确权和“三权分置”等一系列措施，但中国农地流转仍面临较多不利因素，引导兼业农民放弃农地以及抑制城市建设用地过快的扩张可能是促进农地流转的良好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倪月菊研究员从中日比较出发，梳理了1945-2000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日技术政策演变，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前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趋于一致，改革开放后发生了较大转变，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开始改革，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就日本技术政策演变来看，主要分为四个时期（战后恢复期，高速增长期、经济转折期、泡沫经济期），不断进行转型调整升级，逐步开展国际合作，在很多技术领域达到国际前沿。在中国建国后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产业技术政策历史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对中日两国产业技术政策的制定过程及战略目标进行了比较分析，强调了专门性政府部门（如日本科技厅）、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对于技术创新的意义，探讨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之争，并给予相应的政策建议。

议题二：近代以来的贸易投资、金融发展及经验借鉴

主要涵盖了目前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数字经济、一带一路等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巫云仙教授关注了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指出了美国对华贸易战具有必然性，边疆逻辑是根本原因。巫教授系统梳理了特纳对于美国边疆理论和边疆史研究的开创和拓展。100多年的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所形成的美国特色的边疆思维、文化观念，以及基于边疆的价值观、发展观和国家利益观是贸易战的核心要素。在未来信息高新技术和智能智力等“新边疆”地带，中美之间的摩擦可能还会以其他形式出现，中美之间的博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用战略性和系统性思维来应对，我们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守卫空间地理边疆、细致分析经济地理边疆、经营好文化边疆、在网络和智力等高科技的“新边疆”积极进取。

武大经管刁莉副教授关注了近代中俄蒙地区的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联，梳理了近代清中后期我国北部边境蒙古地区和中俄恰克图地区主要商品交易的情况以及与两区域贸易相关的商品结构，通过比较杀虎口、张家口与归化城三大榷关的关税额，发现旅蒙贸易规模与旅俄贸易规模并没有太大差距。从实征关税来看，旅蒙贸易额与旅俄贸易额相当，从两区域的贸易额来看，旅蒙商与旅俄商贸易的收益相差不大。但是两个区域的发展却是迥然不同的，旅俄地区的西伯利亚在最初的贸易之后开始了早期工业化之路，区域经济蓬勃发展，而漠北蒙古却日渐贫困，最终通过政治独立才摆脱了旅蒙商的巨额债务。从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对漠北蒙古与俄国西伯利亚两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进行分析，以探求导致两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经济因素。

山东财经大学王庭东教授基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了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和演进，以数字经济的五因素模型为基础，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降低贸易成本的机理，即数字经济催生了数据、交易平台、云计算等新的生产要素，从而拓展了一国传统的要素禀赋边界，新型生产要素有助于降低传统贸易的交易成本而赋能一国贸易。同时利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赋能数字贸易发展，且对于中国与数字经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贸易成本的降低效应较之低收入国家更为显著。数字技术创新竞争成为中美贸易战核心，同时数据市场规模与规则制定高度相关。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杨旭丹硕士汇报了和陈继勇教授的合作研究，该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美加墨的统计数据探讨了贸易竞争性、互补性及贸易潜力问题，通过相关实证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美加墨的贸易竞争性和贸易互 补性较低、贸易潜力较高，贸易潜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入水平整体呈现 负相关关系，且不同类别的出口产品之间贸易潜力存在较大差异；“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人均 GDP 和人口规模、存在共同语言、“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项均 能显著促进贸易潜力的提升，而美加墨人口规模、两地地理距离、“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为内陆国则会抑制贸易潜力的提升；存在贸易非效率因素阻碍贸易潜力的实现，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较高的经济自由度、较高的政府效率和完善的 基础设施能显著降低贸易非效率，促进贸易潜力的提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燚爽硕士汇报了和陈继勇教授的合作研究，该研究基于TWIFI指标的测算方法，探讨了东道国投资便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相关实证分析发现：本文构建的投资便利化测评体系与现有的测算方法反映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但投资便利化测评体系更具有稳定性，集中性和代表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非常显著，时间上呈现出“两阶段”发展和“波浪状”特征，空间上呈现的“W”字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每提升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将提升2.437%，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改善对东南亚区域（EZ1）等欠发达地区投资增长的空间更大。北京外国语大学戴秋娟副教授探讨了涩泽荣一与日本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归纳总结了国内对于涩泽荣一的相关研究，系统梳理了涩泽荣一的个人经历与其所受西方工商业思想的影响，就涩泽荣一创办第一国立银行面临困境时所采取的积极措施，强调了涩泽荣一对于日本近代银行发展以及金融体系创立的贡献。

议题三：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发展及环境应对

主要涉及城市发展转型、文化选择、人力资本冲击、环境政策变迁等问题。

南开大学韩琦教授着力于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城市化模式的转型，原来那种由农村向城市的移民逐渐让位于城市体系内部的整合和平衡发展，具体表现在人口流动模式由城乡流动逐渐转向城市之间的流动以及国际移民的增加，大、中、小不同类型的城市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城市体系趋向于平衡，城市内部空间发生了由原来的两极分化现象向“碎片化”趋势的转变，城市非正规经济成为常态，社会和环境问题突出，城市治理面临新的挑战，虽然1990年拉美地区城市人口达到70%，城市化已经“完成”，但现代化道路仍任重道远。

中国人民大学王珏教授从有用知识和精英的文化选择的新视角探讨了经典议题“李约瑟之谜”，从“有用知识”的视角切入，探讨了东西方文化传统差异以及地理大发现对于西方有用知识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有用知识的增长和积累是西欧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有用知识基于西方的学术传统和文化传统；地理大发现可能为大规模创造有用知识提供了契机；社会精英对工业、技术态度的转变是西欧在特定时间内超越常规的重要原因。创造有用知识的精英的社会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南开大学雷鸣副教授以新教对近代山东的教育干预为例，探究了人力资本冲击对于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通过实证方法估计了近代中国人力资本冲击的长期影响。新教教会于18世纪末进入中国山东进行传教工作，就地创办教会学校，到20世纪初覆盖整个山东半岛，而后新中国建立，教会学校被全部兼并，结束在近代山东的教育干预。本文研究发现20世纪初，新教教会初等教育学校规模较大的县，在80年-100年之后其县的教育规模依然比其他县要大，弹性系数为30%-40%。对比1910年-1930年和1990年-2010年两个时段，发现教育影响的延续性存在，影响程度呈现减弱趋势。进一步在控制了儒家地方精英影响后，新教教育干预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存在，并且对女性教育的影响更大。

辽宁大学滕海键教授关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政策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系统梳理了“环境经济学”的源流，同时通过对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环境政策的考察，发现总体经济形势对于环境政策有很大程度的影响，美国的环境立法与经济形势高度关联，从成本分析、市场政策手段、污染水制度探讨了美国环境政策的制定的影响因素与现实困境。

辽宁大学王瑶博士同样关注了美国的环境政策，探讨了美国经济膨胀与“环境十年”之间的交锋，研究就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局颁布的“泡泡政策”在出台前所引发的争论出发，最终合法性得到确认，这一事件体现了美国社会传统的经济至上的价值观，该政策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相关利益集团积极推动的结果。以“泡泡政策”为代表的市场调控模式的环境政策是一种改革尝试，代表着美国环境政策的发展趋向。

山西财经大学闫浩副教授关注了1980年代日美税制竞赛，1980年代美国实施了著名的“里根减税”政策。这一政策引发世界性减税竞争，作为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被动参与，通过实施“增减税一体化”措施积极应对；并借此契机，日本加速金融、国企等改革进程。税制竞争对日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1980年代中后期，日本开始挑战“旧金山体制”，对美关系由从属依附向对等伙伴嬗变重构。

湖北工程学院陶芸副教授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探讨日本福利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化轨迹，日本的福利经济思想萌芽于明治维新以后，它的发展轨迹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明治维新初期到二战结束的近代阶段、战后重建到福利国家全面建成的现代阶段、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至今的当代阶段。福利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与日本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国家福利制度建设紧密相连，是反映日本至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史的一面镜子。日本福利经济思想在借鉴西方经验和融合本国传统中形成，它对国家福利制度建设和福利立法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和日本类似的问题，因此，日本福利经济思想的理念和主张也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海南师范大学田中景教授也关注到了日本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少子老龄化沦为日本“国难”的原因分析及教训镜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少子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少子老龄化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困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甚至将少子老龄化定位为日本的“国难”。就少子老龄化在日本的最新进展、学术界关于少子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少子老龄化对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实质影响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展开。提出对于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所应汲取的教训。

年会结语

与会学者就相关议题论文进行了精彩的评述，对中美贸易战、中国产业升级等现实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最后由外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韩琦教授进行会议总结，韩教授指出本次会议论文议题涉及范围广、将中国和外国经济史结合紧密；三位主旨发言人的演讲较为精彩，韩毅教授和马颖教授从不同角度谈到了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陈继勇教授就当前中美贸易战进行历史渊源和动态演进的回顾；18位发言人论文涉及面广、创新性强、前沿性强，感受到了外经史学科的蓬勃发展，同时评论人精心准备，评论到位，对作者和听众有极大启发。总之，这次会议环环相扣，安排紧凑，圆满完成。（通讯员：沈仕雄 金靖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