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告中，倪星老师首先分享了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经验体会，如研究如何选题、如何从一个小的问题、小的切口去观察宏大问题。在政治学研究中，历来有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两个传统。从主流政治学研究来看，大量成果都是属于实证研究，在成果产出的速度上较快，质量也可以验证；对于规范研究而言，需要建构宏大理论框架，这类成果一旦产出，就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东西，但就质量上而言，一时半时很难作出客观的评价。因此，倪星老师认为政治学研究应该保护那些“孤独的思考者”，鼓励仰望星空，让他们来做规范研究。但是这类人不应太多，大多数学者应该脚踏实地，来做一些面向现实的、能够快速转变为实际运用的实证研究。

接着，倪星老师就自己从事廉政研究的宏观框架与特色进行了阐述，主要包括：第一，建构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清廉指数评估体系，开展全国性廉情调查并持续至今，以量化方式对腐败与反腐败实践进行全景式扫描，率先识别到廉洁拐点的出现，为中央纪委和地方纪委提供可靠的决策参考。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建构中国特色的廉政理论范式，提出“绩效驱动的腐败治理”、“反腐败参与的双向路径”等模型，发表高水平中英文论文，推动中国廉政研究的主体性、原创性知识生产。第三，以反腐败为窗口探究公务员行为逻辑及其背后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从时序维度上建构了“邀功-避责”模型，对基层不作为现象做出了精准解释，同时倡导对积极责任的重视，跳出公众诉求与政策反馈的非线性衰减困局。第四，深入组织结构层面，拓展并深化对中国政府组织及运行的研究，提出“渐进式共识”、“适应性治理”、“差序治理”等模型。在此基础上，倪星老师分别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对自己的廉政研究进行了介绍。

在定量研究上，倪星老师以“从悖论到拐点”为主题就中国“廉洁拐点”是否出现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首先，结合世界腐败治理经验、中央对国内腐败形势的判断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形势，倪星老师提出研究问题，即：在经过五年的高压反腐之后，中国是否正在出现廉洁拐点？如果出现了廉洁拐点，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有哪些？廉洁拐点的出现对于社会公众的反腐败参与和反腐败信心具有怎样的影响？为了保持廉洁拐点的持续性，尚需要哪些政策措施？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掌握大规模第一手调查数据并进行严谨科学的分析。其次，倪星老师就廉洁拐点的概念、测量方法及测量指标进行了详细论述。在廉洁拐点的测量指标中，社会公众对各级政府的廉洁感知水平变化，在调查问卷中将其操作化为廉洁感知指数。同时，引入腐败接触指数（包括行贿指数和索贿指数）、腐败容忍指数、反腐败参与指数、反腐败满意指数、反腐败信心指数等作为辅助指标。通过分析调查数据，以社会公众对各级政府廉洁感知水平的变化为立足点，采用主观测量法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廉洁水平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评估。调查数据表明，地方腐败治理的廉洁拐点正在浮现，具体表现为公众对各级政府的廉洁感知在出现短期下降后迅速攀升。同时，公众对各级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和反腐败信心持续上升、屡创新高。不过，调查也揭示了一些负面苗头，如公众日常接触腐败的机会仍然较多，对腐败行为变得更加容忍，反腐败参与的意愿波动较大，说明当前的廉洁拐点尚不稳定。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公众的廉洁感知与其腐败接触经历、腐败容忍度和反腐败满意度之间具有显著关联，廉洁感知对反腐败参与和反腐败信心也具有正向影响。最后，倪星老师指出，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廉洁拐点，需要采取有力措施来不断调整和优化反腐败政策，即：区分腐败存量与增量之间的关系，保持足够的政治定力；厘清廉政建设中存在的时间滞后效应，进一步增强反腐败斗争的耐心和信心；调整当前反腐败政策的指向和重心，精准施策，精准反腐；优化反腐败斗争的策略，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惩处概率，抓早抓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使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成效更有获得感。

在定性研究上，倪星老师以“从邀功到避责”为主题对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及其逻辑进行了详细阐述。倪星老师从“绩效治理是如何型塑官员行为的？”这一问题出发，引出了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他认为，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是其所处特定制度环境的产物，绩效治理的制度设计直接影响着对官员的激励和约束，型塑着官员的具体行为。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偏重于经济发展的绩效导向引发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晋升锦标赛，催生了官员的创新行为，带来了超常规的发展。那么，当前环境氛围和绩效治理导向的变化一定会使得官员行为出现新的特征。基于这样一个研究背景，倪星老师提出了三个研究问题：一是在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基层官员的行为产生了哪些新变化？二是催生这些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有哪些？三是官员行为的变化导致了哪些预期与非预期后果？带着这些问题，倪星老师首先就避责现象的产生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随着当前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全球性的避责时代已经来临，避责逐渐取代邀功成为政府官员行为的主要特征。在中国基层政府管理实践中避责现象已经出现。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政府官员所处的具体环境密切相关，直接受到宏观、中观和微观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避责行为的根源在于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增加与政府责任无限扩展之间的矛盾；在中观层面上，避责行为的根源在于信息技术的传播激化效应与政府官员有限注意力之间的矛盾；在微观层面上，避责行为的根源在于原子化个体的消极偏向与信任危机之间的矛盾。随后，倪星老师就避责研究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阐述，并重点描述了当前基层政府官员常用的避责策略主要包括忙而不动、纳入常规、隐匿信息、模糊因果关系、转移视线、找替罪羊等。避责行为的泛滥将会产生“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导致公共政策失败、公众信任危机、政府内部激励不足等问题。随后，倪星老师从政治与行政的区分、规则的并列分治、问责的区别性组合、普遍性违规与选择性问责等四个方面就避责现象产生的因果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在对策建议方面，倪星老师认为亟需完善政府官员行为机制的顶层设计，对其作出系统化安排，实现从模糊管理向精细管理转变，更好地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解决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从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转变，进行更加清晰明确的权责划分，解决责任担当不足的问题；从偏重忠诚训练向兼顾核心业务能力培养转变，解决创新动力不足问题。

论坛最后，刘伟老师作了总结发言，指出反腐败是当代中国政治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诸多研究要么陷入意识形态争辩或对策化讨论，要么局限于对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倪星老师巧妙地对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进行技术处理，一方面使其能够被经验化和实证化，另一方面也将其作为透视中国政府过程的窗口，拓展了腐败研究的问题意识，为廉政研究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作了很好的示范。在总结之后，刘老师还对今后论坛的进度和安排作了简单预告。（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