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4日上午9点30分，首都师范大学孙正军副教授应邀在历史学院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作题为《从<百官志>到<职官志>——中国古代官制叙述模式转变之一瞥》的学术演讲。本次讲座由历史学院院长刘安志教授主持，陈曦教授、朱海副教授、毋有江副教授、姜望来副教授、黄楼副教授、吕博副教授、吴兆丰博士、薛梦潇博士、焦堃博士、李永生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叶秋菊副教授、冯一鸣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陈文龙博士等老师，及相关专业硕博士研究生到场聆听。

孙正军副教授首先指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史料文本的生成，结构安排等话题给予较多关注，但学者们对制度文本的讨论相对较少。其通过对职官文献篇名的观察，发现隋代以前的纪传体王朝史中记载官制的志书多以《百官志》为篇名，而唐代以降则多以《职官志》为篇名。唐修《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臧书篇名为《百官志》，到了唐初编纂《晋书》时，虽然直接采用了臧书中的官制文献，但将篇名改为《职官志》。而《旧唐书》以唐代所修“国史”为蓝本，并沿用了“国史”的志目。对于唐代“国史”中的“十志”我们只知卷数，不知篇名，唐代“国史”很可能已经采用《职官志》为篇名。同时，唐修类书部类和图籍分类编目多使用“职官”一词命名。

其次，孙正军副教授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作出了阐释。他认为，纪传体王朝史的官制叙述模式经历了从“官职为纲”到“官署为纲”的转变。“官职为纲”的叙述方式以官署的长官为提领，下记其属官；“官署为纲”的叙述方式则是以官署为提领，下记官署内部的官职设置。《晋书》虽为唐修，但以臧氏《晋书》为蓝本，故采用“官职为纲”模式，《隋书·百官志》系唐人修纂，故采用“官署为纲”的新模式，展示出唐初可能是官制文献书写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一叙述模式转变的背后则反映出新型官署结构的形成。这在官印制度、文书签署制度、长官地位和责任分担等方面的变化中都有所体现。由此，孙正军副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官制叙述模式共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即中村圭尔先生所指出的官制文本由“表”变为“志”，个人任官记录消失，即“人”向“官职”的转变；第二次转变即唐初由“官职”向“官署”的转变。同时，第一次转变可视为对《周礼》传统叙述方式的效仿，第二次转变则是对这种叙述模式的背离。

报告之后，刘安志教授对讲座内容作出精彩点评。刘安志教授认为，这种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新方向的开拓和长时段的观察视角，能引发一系列新的思考。讲座最后，孙正军副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本次活动系姜望来副教授主持的武汉大学青年学者学术团队“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凝聚、族群融合与信仰变迁”系列学术讲座之一。（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