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信砚

1961年9月生，湖北麻城人，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今。1993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2007年被评定为二级教授。现任哲学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第八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副秘书长、国家教材委员会思政专委会委员、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北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杂志社编委会委员等职。入选教育部、中宣部、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多项高层次人才计划。

奋力求真，赓续百年学术传统

“我之所以选择并始终能够满腔热情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地吸引着我。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吸引我，则是由于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汪老师在谈及自己选择并矢志不渝地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原因时如是说。然而，汪老师走上哲学探索之路却有一定的偶然性。1979年高考后，他因高中政治课教师一句“你的政治考分不错就报哲学专业吧”的玩笑话，机缘巧合地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习。在哲学系度过四年时光后，他痴迷上了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科毕业后，他继续深造，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至今。

在武汉大学第十一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颁奖典礼上，汪老师引用马克思的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对他而言，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由李达先生开创，并在汪老师的恩师——陶德麟先生的带领下不断取得新的建设成就。二位先生毕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求解“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演绎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思想接力。在这种学术传统的熏陶下，汪老师以二位先生为楷模，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科研工作，赓续百年学术传统，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的理论维度，提出、倡导并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领军人物。

2016年12月，由汪老师主编的《李达全集》（20卷）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文本整理和研究的一项空白，为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汪老师在一次学术访谈中说：“《李达全集》所展现的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他的治学方法和开拓精神、他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都堪称楷模，对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也是我们推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丰富思想养分。”

教书育人，做天底下最幸福的事

“陶先生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教育家，形成并践行了一套精辟而睿智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之道首在成人’、‘为学之道首在立志’、‘为文之道首在晓畅’、‘育才之道首在识才’的教育理念也成为我为师、为学、为文和育才的基本遵行。”从教30多年来，汪老师始终以陶先生的教育理念为根本遵循，勤于传道授业解惑，用求真务实的态度和博大包容的胸怀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几十年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中，就如何培养好学生而言，汪老师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成才须先成人，要做好学问须先学会做一个大写的人。作为研究生导师，汪老师不仅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优良学风和健全人格，强调要把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来。他曾指出：“大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的培养，决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传授过程，而应该同时也是一种德性涵养和人格塑造过程。”基于这种理念，汪老师把“课程思政”融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过程之中，引导学生在学术问题的探讨中涵养德行、成人成才。

注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在授课过程中，汪老师不只提倡一家之言，鼓励学生进行开放式研讨，教导学生敢于质疑权威，勇于创新。2019级博士生黄丹阳回忆，她曾在课堂上指出一位学界权威论述上的漏洞，有的同学不以为然，但汪老师给予她肯定，告诉大家不要盲从权威。汪老师还语重心长地寄语学生：“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迷信书本和权威，敢于质疑成见，勇于提出新见，才能为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

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汪老师针对学生的学术兴趣和专业背景，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理论掌握情况，给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对于硕士新生，他会列出夯实基础的必读书单，并定期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适应情况。2016级博士研究生程通专业基础扎实、学术发展前景大，汪老师鼓励他修习了德语，开展经典文本研究。经过汪老师的细心指导和推荐，该生先后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北京大学学报》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

授人以渔，培养学生养成正确的治学态度和掌握有效的治学方法。汪老师坚持每年为研究生开设论文写作课程，从论文选题到开题报告撰写，从谋篇布局到立论和论证，从写作技巧到写作规范，都结合具体案例，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在上课过程中，汪老师反复强调，“对学术、学问要怀敬畏之心，要慎之又慎，对自己写的东西要仔细推敲，即使是细节上也要下大功夫。”他经常叮嘱自己指导的学生，要思考、琢磨他给出的论文修改意见，学会举一反三，只有这样，才能在论文写作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除了授课以外，汪老师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在办公室与学生交流，要么指导学生选题和写作，要么给学生修改文章，要么同学生聊天谈心，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身心健康，帮助学生克服困难，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汪老师常说：“看着自己精心培养的一批批学生不断成长、不断取得新成就，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迄今为止，他已招收和培养硕士生52名、博士生53名，他们有的已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有的在高等学校、党政机关、军队系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无用”之学，也有大用处、大价值

“哲学确实不能烤面包，但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烤面包重要。就人之为人而言，还有比烤面包更为重要的东西。”在金钱至上、实用主义横行的时代，“哲学无用论”甚嚣尘上，而汪老师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确实不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那样能够为学生带来更多的“面包”，但人文学科也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汪老师从哲学高度对人文学科的意义和价值作了说明。他强调：“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人文学科的理论旨趣主要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回答‘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了探寻意义和价值、回应‘应如何’的问题。”当然，如果人文学科不以真理为基础，不能正确地回答“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那么，它必然也不可能对“应如何”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答，它所构建的意义和价值世界就必然是一种虚无飘渺、对现实社会生活没有任何规范意义的东西。就哲学而言，汪老师认为，学习哲学可以培养人们的哲学思维；哲学思维不仅考察现实的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还建构和追寻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状态、不断拓展人的意义世界。

汪老师还十分重视哲学基础教育，亦对哲学专业的学生充满期待。对于初学哲学的同学和硕士新生，他不仅建议他们学习和掌握哲学史知识，认真阅读哲学史名著，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等，还嘱咐他们培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素养。汪老师认为，在学科高度细化和专业化的现代社会，综合性大学的哲学专业有独特的优势，有利于培养从事哲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也有利于适应社会对具有较高哲学素养的人才的需要。不仅如此，他还倡议，大学应该普及哲学教育，培养学生哲学思维。

汪老师常把经典意识、现实意识、问题意识、前沿意识挂在嘴边，鼓励青年学者要有长远的学术发展规划，确立稳定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并要有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